粟特人在山西|中古时代的并州萨保府与粟特聚落

虞弘墓志


翟突娑墓志

1999年7月,山西考古工作者在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用科学的考古手段,发掘出完整的虞弘墓石棺,并且和记有确切的入葬年代(隋开皇十二年,592年)和墓主人身份(检校萨保府)的墓志一起出土,石棺上的雕像具有明显的粟特美术特征,而且其宗教内涵更引起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1】。

无独有偶,2000年5—7月份,陕西省考古所在西安市北郊发掘了北周大象元年(579)的安伽墓,墓志确切说明墓主人是来自中亚粟特地区的安国人,而围屏石榻上的图像明显展示了粟特祆教美术的宏大画面【2】。

位于中原地区的这两座墓所出土的粟特祆教图像材料,不仅使我们深入思考中古时期入华粟特移民聚落的形态,更重要的是填补了粟特本土乃至整个中亚地区所没有的完整、系统的祆教图像空白。笔者有幸看到这两座墓的一些图片和幻灯片,现仅就隋唐之际并州(太原)地区萨保府和粟特聚落的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从魏晋时期开始,由于商业上的原因和粟特本土民族受到嚈哒、突厥、大食等势力的侵袭,促使大批粟特人向东迁徙,他们有的进入漠北突厥汗国,有的入仕北魏、北齐、北周、隋、唐各级军政机构,有的则一直以商业民族的形象活跃在中国中古社会当中。粟特人沿丝绸之路东来,在沿途重要城镇留居,形成聚落,一部分人留下来,一部分人再继续东行,形成新的聚落。

这些聚落由胡人集团首领“萨保”(或作“萨甫”、“萨簿”、“萨宝”,原意为队商首领)主持。由于大多数粟特人信奉粟特传统所信奉的祆教,所以聚落中往往立有祆祠,萨保即成为粟特聚落中的政教大首领。北朝隋唐政府为了控制这些胡人聚落,设萨保府管理,把萨保纳入中国的官僚体制当中。萨保作为视流外官,专门由胡人首领担任。北朝隋唐的中央政府对粟特聚落的控制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北朝早期,大多数聚落不受政府约束,有关的记载也就较少,以后用任命萨保为政府官员的方式来控制粟特聚落。到唐朝建立时,把正式州县中的胡人聚落改作乡里,如西州的崇化乡安乐里、敦煌的从化乡之类。而位于唐帝国周边地区的一些胡人聚落,如六胡州、柳城等地,基本上维持着胡人聚落的原状【3】。

虞弘墓志和新近发表的其他有关隋唐时期并州胡人的墓志,为我们提供了粟特聚落的演变和粟特人的祆教信仰的绝好例证。

虞弘墓石椁局部及墓志

据《虞弘墓志》,他是鱼国人,〔祖父〕是鱼国领民酋长。父君陀,先任茹茹(柔然)国莫贺去汾达官,后入魏,任朔州刺史。虞弘早年亦仕茹茹,十三岁时(546年)任莫贺弗,代表茹茹出使波斯、吐谷浑,因功转任莫缘。后出使齐国,“弗令返国”,出仕北齐。后主武平(570-575年)末,北齐势衰。北周武帝建德间(572-577年),攻击北齐,虞弘遂由齐入周。大象末(580前后),领并、代、介乡团,检校萨保府。隋初,奉敕领左帐内镇压并部。年五十九,薨于并州,开皇十二年(592)十一月葬于唐叔虞祠东三里。

鱼国不可考,但从虞弘祖父仕任于柔然,推知为西北地区的小国。虞弘应当属于西北民族,他由柔然而入北齐、北周。在北周大象末年,任检校萨保府职,也就是北周政府任命的负责管理并、代、介三州胡人聚落的主要官员。当时丝绸之路沿线的胡人聚落,主要居住者是属于伊朗人种的波斯、粟特和塔里木盆地周边王国的移民,因为粟特人是商业民族,东迁贩易者最多,因此这些胡人聚落也以粟特胡人数最多,有的甚至都是粟特胡。虞弘虽然属于西北胡人系统,但已入仕北朝,成为北周的官员。他显然与粟特胡人关系密切,所以才被北周政府任命为检校萨保府的官员。虞弘墓的石椁图像,有着明显的粟特地区流行的祆教色彩,其上有些主题我们还难以确切指明其含义,但可以在已经发现的粟特祆教图象中找到蛛丝马迹,表明虞弘去世时,其葬仪可能是由粟特人操办的,所以在他的石椁上,浮雕了粟特系祆教的图像。

虞弘墓是1999年7月发现于太原的,在此之前,我们对于隋唐时期的并州粟特聚落并非一无所知。早年,洛阳出土的《翟突娑墓志》称:

君讳突娑,字薄贺比多,并州太原人也。父娑摩诃,大萨宝,薄贺比多。〔突娑〕春秋七十,大业十一年(615)岁次乙亥正月十八日疾寝,卒于河南洛阳县崇业乡嘉善里【4】。


翟突娑墓志

向达先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已经指出:“翟突娑之父娑摩诃为大萨宝,必系火祆教徒无疑。又从突娑卒年七十推之,其父为大萨宝,当在北齐、北周之时矣。突娑疑即波斯文tarsa一字之异译。tarsa在景教碑中译作‘达娑’,本用以称景士,同时又可用称他教教徒。故翟突娑当亦为一火祆教徒。此志可为《隋志》实证,而在隋代,雍州而外,洛阳之尚有萨宝,似亦由此志可以悬揣也。”【5】对于翟突娑之为祆教徒,张广达、龚方震、晏可佳诸氏和笔者都有申论【6】。

从翟姓和父子两人的名字来推断,他们很可能是来自中亚粟特地区而著籍太原的移民。翟姓虽然不见于我们通常所知的康、安、曹、石、米、何等中亚粟特王国的名表,但越来越多的具有粟特名字和文化特征的翟姓人墓志表明,翟姓人很可能也是来自粟特某一地区的人,如伊州火祆庙中的祆主翟槃陀【7】、武威粟特人安元寿夫人翟六娘【8】,康国大首领康公夫人翟氏【9】。应当指出的是,翟突娑著籍洛阳,应当是他入仕于隋以后的事,他原为并州太原人,其父翟娑摩诃所担任的大萨宝,是并州胡人聚落的政教大首领。重要的是,翟突娑卒于615年,时年七十,其生年当在556年。如果翟突娑是翟娑摩诃20岁时出生的,则其父以40岁时任大萨宝为最合理的年份,也就是576年前后,此时距离虞弘任北周检校并州等地萨保府的年代(580年前后)相去不远,或许虞弘检校的萨保府,正是以翟娑摩诃为萨保的胡人聚落。

北朝隋唐时期著籍太原的粟特人还有安师、康达、康武通、何氏、安孝臣和他们的先人【10】,他们应当是属于并州胡人聚落的部分成员。

近年发表的另一组墓志,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太原粟特聚落和萨保府的认识。这组墓志中最早的一方,是《龙润墓志》,有关文字如下:

君讳润,字恒伽,并州晋阳人也。白银发地,□崖穴蛇龙之山。祖先感其谲诡,表灵异而称族。凿空鼻始,爰自少昊之君;实录采奇,继以西楚之将。及汉元帝,显姓名于史游。马援之称伯高,慕其为人,敬之重之。《晋中兴书》,特记隐士子伟,以高迈绝伦,并异代英贤,郁郁如松、硌硌如玉者也。曾祖康基,高齐青、莱二州刺史,畺(疆)场邻比,风化如一。祖盆生,元魏冀州刺史,得绥抚之望,朝廷嘉美,进号仪同。父求真,周光有天下,举先岩穴,就拜仪同三司。君属隋德道消,嘉遁贞利,资业温厚,用免驱驰。唐基缔构,草昧区夏。义旗西指,首授朝散大夫,又署萨宝府长史。贞观廿年(646),春秋廖廓,已八十有余。驾幸晋阳,亲问耆老,诏板授辽州刺史。……永徽四年(653)九月十日,薨于安仁坊之第,春秋九十有三。……永徽六年二月廿日,附身附椁,必诚必信,送终礼备,与夫人何氏,合葬于并城北廿里井谷村东义井村北【11】。


龙润墓志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山西卷》的题解,此志是1984年10月出土于太原市北郊区小井峪村东。检同卷《汇编》,同时同地出土的同一龙姓家族的墓志,还有龙润子龙义(显庆二年/657年卒)、龙澄(战死,龙朔元年/661年葬)、龙敏(开耀元年/681年卒)、孙龙寿(延载元年/694年卒)、曾孙龙睿(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卒)等人的墓志【12】,表明这是一处家族墓地。


虽然《龙润墓志》中有龙姓来自少昊的说法,但这种后人的编造是不足凭信的。在汉文史料和文书中,龙姓一般是指西域焉耆王国居民东迁中原以后所用的姓氏【13】,这一出任胡人聚落萨保府长史的龙润,应当是焉耆胡的后裔。其夫人何氏,应当出身于昭武九姓中的何国。其他子孙有夫人记载者,龙义夫人游氏,龙寿夫人粟氏,龙睿夫人张氏,表明他们逐渐与汉姓人家通婚,这是入居内地的大多数胡人必走的道路。

龙润任并州萨保府长史是在唐朝初年,最晚不迟于贞观二十年,说明虞弘检校过的并州萨保府和粟特聚落在唐初仍然存在,原因大概是这里胡人较多,胡人聚落并没有马上被唐朝政府编为乡里。

太原的胡人聚落存在到什么时候,还没有找到确切的史料记载。上面提到的曾经著籍太原的粟特胡人翟突娑、安师、康达、康武通、何氏、安孝臣等,都是已经迁出太原的粟特人,他们的墓葬都是在洛阳发现的,是受到洛阳强烈的汉文化影响而土葬的。太原发现的检校萨保府的虞弘墓和萨保府长史龙润墓,两者虽然与粟特聚落有关,但一出西北民族,一为西域焉耆胡人,其墓葬的文化内涵受到粟特居民的影响,但不代表当地的粟特胡人墓葬的普遍情况。

安师墓志

康达墓志

安孝臣墓志

粟特的葬俗有着明显的祆教色彩,与汉族的土葬完全不同。据祆教经典和粟特地区的考古发现,信仰祆教的粟特人死后,尸体被专知丧事的人运送到专门暴尸的高台(dakhma)上,让狗和飞禽来把肉吃掉。然后再把骨头放在“骨瓮”(Ossuary)中,埋入地下【14】。《旧唐书》卷一一二《李暠传》记开元年间(713-741)事有:“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敛,但以尸送近郊以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地为‘黄坑’。侧有饿狗千数,食死人肉,前后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礼宪,期不再患。发兵捕杀群狗,其风遂革。”【15】一些学者认为,这正是粟特祆教葬俗的间接反映【16】,说明太原地区不仅存在着粟特式的丧葬习俗,而且这种习俗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到目前为止,利用骨瓮掩埋狗或飞禽吃剩的骨头的纯正粟特式葬俗,在中原地区还没有发现,或者说发现了而没有被识别出来。但这种骨瓮在新疆地区已经有过零星发现【17】,说明这种葬俗必然会随着粟特人的东来而传到东方。从另一方面来看,粟特人早在三世纪就大批进入中国内地,但中原地区发现的确定为粟特人的土葬墓,以前发现的最早一例大概是固原南郊发掘的隋大业六年(610)史射勿墓【18】,现在又发现了大象元年(579)的安伽墓,但是,这些土葬墓没有木椁,随葬品也与纯正的汉族墓葬不同,安伽墓的火焚情况,应当是粟特葬俗的反映。更重要的是,六世纪末七世纪初以前,粟特人早已进入中国,那么他们都是怎样埋葬的呢?他们又都埋在什么地方呢?粟特的骨瓮是今后非常值得考古工作者留心注意的材料。

太原出土的这几方墓志,对于理解近年来学界争论的“萨保”性质问题,也很有帮助。关于萨保,一种观点认为,萨保(萨甫、萨宝)的原语当来自粟特文的s’rtp’w ,意为“队商首领”,由此发展为以伊朗系胡人为主形成的聚落当中的首领,因为这些伊朗系胡人大多信仰祆教,所以萨保就是兼管政教的胡人首领。北朝隋唐在胡人聚集区设置萨保府,任命萨保来管理胡人聚落【19】。另一种观点认为,萨保的原语是梵文的sarthavaha,即佛典中所译的“萨薄”,是“商人”的意思。北朝隋唐的萨保(萨甫、萨宝),作为胡人聚落首领,不仅管理胡人的商贸事务,也管理胡人宗教事务,这些宗教包括佛教在内【20】。

同州萨保安伽墓和检校并州等地萨保府虞弘墓的图像,表现的都是祆教的题材,证明北朝末期到隋朝,胡人聚落中主要应当流行祆教,而不是佛教。这两座墓葬的图像材料,对于萨保是粟特胡人聚落政教大首领的说法,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相信随着这些图像的解读和墓志等材料的公布,将能更深入地理解萨保的性质。

虞弘墓石椁椁壁浮雕

荣新江,1960年生于天津,著名考古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研究会理事、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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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粟特人在山西:胡人的东进与祆教的流传

徐显秀墓壁画上的菩萨联珠纹

荣新江 | 何谓胡人?

从张骞到吴客:丝路岁月里的大人物与小人物

【1】张庆捷《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椁浮雕》,“汉唐之间:文化互动与交融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大学考古系,2000年7月5—9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期,27—52页。

【2】尹申平《安伽墓展现的历史画卷》,《中国文物报》2000年8月30日第一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6期,28—35页;同作者《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1期,4—26页。

【3】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70页。

【4】此为鸳鸯七志斋藏石,见赵万里《魏晋南北朝墓志集释》卷九,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图版484,323页。又见《鸳鸯七志斋藏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218页。

【5】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90—91页。

【6】张广达《祆教对唐代中国之影响三例》,《法国汉学》第1辑,1996年,145页;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273—276页;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62页。

【7】唐耕耦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40—41页。

【8】昭陵博物馆《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37—49页。墓志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2册,三秦出版社,1995年,470页。

【9】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634页。

【10】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62—63页。

【11】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山西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992年,8页;《全唐文补遗》五,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111页。

【12】《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山西卷》,16、14、37、56、113页;《全唐文补遗》六,三秦出版社,1999年,293、281页,《全唐文补遗》五,190、216页,《全唐文补遗》六,430页。

【13】参看荣新江《龙家考》,《中亚学刊》第4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44—160页。

【14】关于祆教的葬俗,参看F. Grenet, Lespratiques funeraires dans l’Asie centrale sedentaire de la conquete grecque al’islamisation, Paris: Editions du CNRS, 1984。有关粟特地区发现的骨瓮的较新研究成果,见L.V.Pavchinskaia, “Sogdian Ossuaries”和G.A.Pugachenkova, “The Form and Style of SogdianOssuaries”两文,均载Bulletin of the AsiaInstitute, new series,8 (The Archaeology and Art of Central Asia. Studies from theFormer Soviet Union), 1996, pp.209-243。

【15】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3335页。

【16】岑仲勉《隋唐史》上,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319页;林悟殊《论高昌“俗事天神”》,原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此据林悟殊《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126页;张广达《祆教对唐代中国之影响三例》,143—144页。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天竺古法,见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27页。

【17】见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火祆教在中国的初传》,《西域研究》1996年第4期,56—57页;影山悦子《东トルキスタン出土のオツスアリ(ゾロアスタ-教徒の纳骨器)について》,《オリエント》40-1,1997年,73—89页。

【18】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参看荣新江书评,载《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555—559页。

【19】吉田丰《ソグド语杂录》(II),《オリエント》第31卷第2号,1989年,165—176页;吉田丰《ソグド语资料から见たソグド人の活动》,《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 11卷《中央欧亚大陆的统合》,东京,1997年,230页;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原载《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1期,1—18页,此据《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489—499页;姜伯勤《萨宝府制度论略》,《华学》第3辑,1998年,290—308页;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国学研究》第3卷,1995年,335—353页;荒川正晴《北朝隋·唐代における“萨宝”の性格をめぐつて》,《东洋史苑》第50·51号,1998年,164—186页。

【20】A.Forte, “TheSabao萨宝 Question”, TheSilk Roads Nar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97, Record No.4, 1999, pp.80-106; A.Forte,“Iranians in China —Buddhism, Zoroastrianism, and Bureaus of Commerce—”, Cahiers   d’Extreme-Asie, 11, 1999-2000, pp.277-290;罗丰《萨宝:一个唐朝唯一外来官职的再考察》,荣新江编《唐研究》第4卷,1998年,215—249页;芮传明 《“萨宝”的再认识》,《史林》2000年第3期,23—39页。

参考文献

文|荣新江

BY|在土星的标志下

原题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

刊于《文物》2001年第4期

标签:聚落 中古 山西 特人 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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