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庆余年》所用公卿、台省等历朝官制,看皇权与相权之争的历史

最近热播的《庆余年》虽然为架空历史作品,但剧中许多设定都是借鉴真实历史,其中庆国官职便是借鉴了中国古代各朝官制体系。例如剧中鸿胪寺、太常寺等“公卿”官制中的官署,和户部、礼部等“台省”官制中的行政机构,涉及秦汉时的“三公九卿”制及隋唐以后的“三省六部”制,足见剧中设定的用心。

而观剧中庆帝、林相等人的君臣权谋,能够感受到皇权与相权之争皇权不得不借助相权治国,却又不能让相权过大压制皇权,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皇权、相权之间的制衡之道。值得去探究的是,中国古代王朝官制的历史,由“三公九卿”制,到“三省六部”制的演变,其实也是伴随着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斗争。

从《庆余年》所用公卿、台省等历朝官制,看皇权与相权之争的历史

从宰相之职的设定说起,“三公九卿”的制衡作用

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汉书》

秦朝官制影响深远,汉朝官制便沿袭秦朝,后世魏晋则官制则沿袭汉朝,隋唐则在魏晋官制基础逐渐完善。而我们所要探讨的“公卿”官制,即三公九卿制度,便是来自于秦朝的官制体系。具体官制的发展过程中,三公九卿官制的出现,便是为了制衡最初的宰相一职权势过大的弊端。从三公九卿制度的确立,便能见皇权与宰相相权之间的较量。

  • 先看“三公”的确立过程

宰相并非具体官职,是太宰、丞相、相国、尚书令、尚书仆射等具备相职的官员的统称。设立的目的当是替皇帝分担政务,作为皇帝掌控朝政的辅佐而存在。宰为主宰,相为辅佐,便能看出宰相的职责为统领百官,辅佐皇权。秦国将丞相官职正式确立,秦武王时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汉朝汉文帝时,只留一丞相;汉哀帝改丞相为大司徒;汉武帝时设置司直,负责监察宰相;东汉时裁撤丞相,光武帝刘秀也设司直。由此,三公之中大司徒得以确立,是在丞相基础上最终发展而来。

秦朝时有太尉官职,负责全国军事;西汉孝惠帝重新设置太尉,周勃为太尉。不过西汉太尉一职是根据有无战事而决定太尉设置与否,像文帝时灌婴为丞相,罢免太尉官职所管之事归丞相,可见当时太尉并无丞相一职那般地位。汉武帝时撤销太尉,改设大司马,掌军事。不过最初的大司马并无后世三公那般的尊显地位,并无具体朝中所辖官署,仅靠封赐军事将军职官行事。后经历多朝变更,于汉成帝时定大司徒设置官署,大司徒也就拥有了具体的官职职责,三公之中的大司徒得以确立。

御史大夫依然在秦朝便设置,是丞相的副职,负责监察百官,在左右丞相之下,地位也不如秦朝太尉。汉成帝时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俸禄与丞相等同。汉哀帝时曾经改回御史大夫,最终重新定为大司空。由此,三公之中的大司空得以确立。

王莽改制时,确立了“三公”的叫法,即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东汉光武帝去掉三公中的“大”字,改大司马为太尉,由此三公确立为太尉、司徒和司空。

  • “三公”确立过程中的皇权考量

三公的确立符合皇权巩固自身权威的要求。从三公之中司徒的确立,可知司徒由原本丞相一职演变而来,更改原本极具权威的丞相之名为司徒,应当是将丞相原本统领百官掌控朝政大权的威胁,削弱到只负责“掌人民事”掌控民事职责。看灌婴任丞相时,取消太尉,自己接受太尉原本军事职责,便知丞相的职权可以无不负责,权势极易失控。在此基础上,如果任由担任丞相一职的权臣壮大,当然不利于皇权的统治,因此出于限制相权的考量,渐渐在丞相基础上演变出司徒。司徒的职责也由原本“无所不统”,变为只“掌人民事”,丞相的相权削弱,皇权便得以加强自身的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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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尉一职在秦时地位尊贵,这是出于太尉负责军事,秦时多征战因此太尉的地位也极高。等到西汉建立后,国内战事平息,如果再由太尉一人掌控全国军事调动,自然是对皇权极大的威胁。因此,西汉初期,太尉时有时无,完全根据有无战事来决定是否设立太尉。而之后太尉改为大司马,是将太尉原本秦时战事统领和军事主管的地位,演变成王朝常设行政官员。并且,结合西汉对于初设的大司马职权和官署的多次变化,可见当时对于负责军事的这一重要官制,皇权会慎之又慎。“冠将军号”意味着大司马具备战事军职的身份,而“置官署”则是大司马有了同其余重臣一样的参政权,也就代表大司马被确立为古代王朝的正式官职。从中,能够看出皇权对于三公要职的慎重。

而御史大夫官职的演变,以及其自身职责的内容,更能看出皇权对于相权的警惕。御史大夫为副丞相,职责是监察百官,辅佐丞相。在丞相有缺时,可以代替丞相之职。由此可知御史大夫是对于丞相职权的分散,具备削弱作用。并且,秦时御史大夫的地位远低于丞相和太尉,在西汉反而地位逐渐比肩前两者,可见御史大夫所具备的作用对皇权压制相权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监察百官当然有限制官员纵权之意,有利于皇权巩固,因而御史大夫及后来的司空,被确立为三公的地位。

整体看三公的确立过程,其实是将原本完全由丞相负责的各种军政事务,分散开来由三公来承担。这无形之中就将丞相的职权削弱,相权也便不再具备威胁皇权的职位优势。除了利用三公制度来分散相权,古代王朝还利用其他官职来警惕相权的过重。最为熟知的司隶校尉,在汉武帝时确立,负责监察京师及周边百官,也有了监督丞相的作用,这是皇权对相权的有力限制。另外汉武帝还设立司直,负责辅佐丞相检具不法。汉时官员监察体系大致为,以御史大夫的次官御史中丞监督司隶校尉,司隶校尉监督丞相,丞相监管司直,司直监察各州刺史,刺史监察各州官员。通过这一套的监察体系,皇权得以压制丞相及其他官员的权势过大,也就是避免了相权对皇权的压制。

汉与魏晋之际的权臣篡权,导致“三公”官制体系的崩溃

如果皇权一直能够保持强势,那么相权必然会被一直压制,通过三公分权及监察体系,让皇权得以压制相权。但是如果皇权不振,权臣通过政治、军事等手段崛起,不受皇权分权和监督体系的限制,那么皇权利用三公制度限制相权的作用便失去了意义。

东汉末期,董卓由太尉自拜相国,便是权臣压制皇权的例子。原本经由两汉打造出来的三公和监察体系,依旧不再设置丞相、相国,但董卓依靠军权,打破了原本皇权营造的百官体系,重新恢复了原本丞相掌控军政大权的局面。此后,丞相、相国一职也便失去了最初辅佐之臣的内涵,成为权臣谋权篡政时的专有官职。甚至,原本由丞相发展而来的司徒一职,也已经与丞相之职完全没了关系。董卓之后,曹操挟天子,也担任丞相,而且还罢免了“三公”。此后,魏晋时期,虽然依旧有“三公”,但已经失去了原本所具备的职权。

从《庆余年》所用公卿、台省等历朝官制,看皇权与相权之争的历史

汉魏、魏晋之际的权臣篡逆,让原本的三公官职体系崩溃,而出于压制相权而确立的三公制度的没落,也正是崛起相权的反抗。曹操废除三公官职,虽然发生在汉末群雄割据之时,但也恰似反映了三公官制并不适应汉末乱世,因此皇权被压制,各方势力崛起,最终导致了汉朝的灭亡。由此可知,如果没有一套完善的限制相权和地方势力。

  • “三公九卿”官制的混乱、不堪用,推动了“台省”出现

除了董卓、曹操等直接破坏三公官制的权臣之外,三公官制体系本身表现出的不足,也让皇权想要寻找更加利于巩固王朝的制度。三公之间互为限制,但也依旧存在弊端。

东汉时,窦融为司空,发生当时的司徒戴涉所举荐之人有不法行为时,窦融也因其司空监察百官不利,导致窦融的司空一职被罢免。可见当时皇权对三公任用的同时,依然保持强势的压制,这导致三公的职权受到皇权的左右,无法真正行使其职责。这是三公官制的弊端之一,因皇权过重导致相权无法全力履职。另一个三公官制的弊端,是职权分散之后,三公并未明确职权,导致政事推诿或多方参与的情况出现,不如丞相一人掌权时利于决策。“有大造、大疑则通论,有大过则通谏争”的情况,实际上也看出三公官制,并未彻底如同当代官制那般明确职权。

在三公制度存在弊端,甚至三公也有依仗职权逐渐崛起威胁皇权的情况下,“台省”制度便出现了。所谓台省便是存在于中枢的皇权发布诏令的机构,汉代的尚书台,曹魏的中书省,西晋的门下省,都是台省。另外,魏晋时还有专事在外军事的行台。总体而言,台省制度的出现,是弥补三公制度的弊端,同时也是皇权加强集权压制相权的重要标志。

  • 尚书台的出现及确立

尚书原本为“公卿”官制中九卿之一少府的属官,负责侍奉皇帝的日常生活及工作,因此可以审阅文书、传达皇帝命令,也正是因为与皇帝过于亲近的职务,尚书的重要性逐渐凸显。而由于三公之中除掌控军事的太尉之外,司徒及司空两府存在政事不专等弊端,因此汉武帝时,任用宦官担任中尚书令,也称中书令,任用士族为尚书令,辅助自己管理朝政。汉成帝时,不再任用宦官,只用士族担任尚书。也正是由于与皇帝过于亲近的作用,逐渐形成了以辅佐皇帝为目的由各尚书组成的尚书台。西汉末期,尚书台已经成为朝廷重要机要官署,凡是当政权臣都领尚书事。

东汉光武帝时,鉴于西汉末期权臣专权的现象,利用尚书台限制权臣专政。尚书台设置尚书令、尚书仆射各一人,尚书数人分管诸曹。尚书令和尚书仆射之下有左右丞,负责检察事务;尚书之下有侍郎,分属各曹,各曹负责具体事务。由此可见,尚书台得以确立,成为汉朝具有具体职务的机构,也成为朝廷中枢所在。汉献帝时,曹操掌权,荀彧为尚书令,由此可见尚书台的重要性已经被当权者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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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尚书台对于皇权压制相权的意义

汉武帝皇权强势,对于存在政务不专等弊端的三公官职并不满意,因此有了汉武帝直接通过身边尚书等小官发布诏令的情况,这也是尚书台得以确立,到逐步完善成为中枢机构的重要起因。并且,尚书台的确立是在皇权占据强势地位时,三公等宰相无法利用自身相权对抗皇权压制,由此也造成了相权被尚书台所取代。以皇权为中心的尚书台,地位逐渐超过了三公,公卿官制也逐渐衰落。

而尚书台的地位逐渐提升,自然也会导致内部朝臣权势过大,并且皇帝诏令皆出自尚书台的情况出现后,权臣参与尚书事,也成为朝廷惯例。因此,权臣通过尚书台得以崛起专政的情况便出现,皇权也会被相权压制。西汉的灭亡,与权臣专政分不开。等到东汉光武帝时,皇权又再次占据强势地位,因此利用尚书台削弱三公等地位尊显臣子的相权,便得以实现。并且需要知道的是,东汉时,尚书台长官尚书令、尚书仆射以及尚书等官职,依然是九卿之一少府的下属,也因此皇权更容易利用尚书台来防止相权的威胁。尚书台长官禄秩较低,地位不高,却有着非常重要依据压制三公等朝臣的作用,对皇权压制相权十分有利。

等到东汉末期,“公卿”制度遭到破坏,尚书台也完全脱离了少府,成为中枢最为重要的政务机构。尚书令、尚书仆射及尚书等尚书台官员,品秩也越来越高。而随着尚书台的地位提高,尚书台官员便成为继三公后,再次拥有了威胁皇权的相权。因此,曹操设立秘书令,用来监察尚书台。秘书令的设立,相当于西汉监察机制中,司直、司隶校尉对于三公的作用。只是西汉参与朝政、占据朝政的是“三公”,而汉末三国时,尚书台依旧取代了三公,成为新的相权所在。由此可见,皇权不得不依靠三公、尚书等治国,但却需要警惕相权的过重威胁皇权,因此会在某一相权过重时,确立新的机制来限制相权,这是皇权与相权斗争的规律。

皇权进一步强化的过程:中书省、门下省的出现,以及“三省六部”制的确立

汉末至魏晋这段时期,充满权臣篡政压制皇权的事例,但等到权臣得以逼迫皇权禅位自己称帝之后,便会更加耗费心思限制相权。因此,在尚书台确立之后,曹魏确立中书省,西晋确立门下省,都能看出其中皇权利用新的台省,最大限度避免权臣崛起的情况出现。等到隋唐时期,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并立,更是极大程度上分散相权,是皇权压制相权的极大体现。

  • 中书省、门下省的发展

曹操基于尚书台有相权过重的可能,设立秘书令,负责监查尚书台。而等到曹丕称帝后,改秘书为中书,设置中书令、中书监各一人,之下又有中书郎数人,由此确立建立了中书省。秘书令不再存在,但中书省确立后,也实现了曹操设立秘书令对于尚书台的监察作用。曹魏时期,中书省和尚书台都存在,但是尚书台的地位被中书省取代,不再是中枢最为重要的机要官署。原本由尚书台所承担的皇帝发布诏令等工作,逐渐由中书省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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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书省的权势逐渐提升后,也具备了对皇权的威胁。魏明帝曹叡临终前,想要让曹氏宗亲曹宇等人担任辅政大权,但被中书令孙资、中书监刘放逼迫更改遗诏,可见当时中书省的权势已经极高,又出现了如同汉末尚书台权势过重的情况。也能够看出因中书省被皇权过于倚重,造成中书令、中书监等中书省官员的相权过大的情况。由此,门下省得以出现,成为限制中书省的重要机制。

门下省最初叫侍中寺,设侍中、散骑常侍、给事中、黄门侍郎等官职,因掌管皇帝门下之事,所以形成了具体的官署门下省。侍中等门下省官职的发展与门下省息息相关,魏晋以前侍中为皇帝侍从,魏晋时侍中地位逐渐提升,西晋时侍中演变为可以直接参与朝政的重臣。西晋建立后,司马炎用任恺为侍中,让其管理大小事务,由此门下省逐渐压制了中书省成为机要官署。到东晋时,侍中的地位尤其重要,司马昱临终前想要让桓温担任辅政大臣,但却被侍中王坦之直接逼迫修改诏书,可见当时侍中已经权势极重。门下省由原本皇帝的侍从机构,演变为能够威胁皇权的权势机构。不过,中书省的机要位置依旧重要,所以东晋时期形成了皇帝诏令先由门下省审核,再交由中书省的惯例。

  • 从中书省到门下省的皇权、相权之争

权臣篡政自然是具备相权压制皇权的特征,但等到权臣得以称帝建朝,那么必然会警惕如同自己崛起时臣子权势过重的问题。因此,在东汉末期之后,基于尚书台在朝政中的地位过重的缘故,曹魏设立了为限制尚书台的中书省。这是皇权想要分散相权,巩固自身的重要机制。利用新机制,来限制就机制,如同尚书台设立之初对于三公官制的限制。

等到中书省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中书省官员有了能威胁皇权的地位,如曹魏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之作为,便知相权借中书省的威势,依旧有了威胁皇权的可能。也是基于中书省一家独大的情况下,相权逐渐崛起,西晋时期门下省得以确立了。利用门下省侍中等官职,来限制对朝政影响极其重要的中书省的权势过重,是皇权出于限制相权的考量。

不过,等到如东晋时门下省的地位过重,导致皇权诏令颁布都受到限制的情况,相权再次压制皇权。这是又一次相权利用皇权压制相权的机制,来实现了对皇权的压制。

纵观台省制度在隋唐以前的发展,尚书台、中书省及门下省皆具有皇权为限制相权的特征,但却有一个对统治者集权非常不利的共同点,便是都在确立及地位提升后,限制了前一个中枢机构的运作,甚至直接取代其职权也时有发生。尚书台原本负责诏书发布的事宜,在中书省确立后,被中书省夺走。在门下省制度确立后,原本中书省发布诏令的事宜可以直接从皇帝到中书,但门下省权势过重,导致皇权诏令也必须经过门下省的限制。

由此可见,依靠单独确立一台一省的辅政地位来限制相权,并非加强皇权的最佳方式。等到后一种台省官制取代前一种,必然会出于权势诱惑等原因,形成对皇权新的相权威胁。

  • 三省六部制的确立

三省六部制在隋朝时得以确立,隋文帝结合汉时所立尚书台、魏时所立中书省及晋时所立门下省,确立了影响后世多个朝代的三省六部制。尚书省、中书省及门下省三省并立,并且各有明确分工。其中尚书台统管吏部、礼部、兵部、刑部、户部、工部等六部,负责具体朝廷行政事务,最古代王朝最高政令机构。中书省和门下省共掌机要,负责中枢政务,参与讨论机要政事及发布诏令等工作。

从《庆余年》所用公卿、台省等历朝官制,看皇权与相权之争的历史

三省六部官制的确立,之所以在后世多个朝代都得以使用,与其符合皇权加强自身集权的需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隋唐以前,尚书、中枢、门下并未确立具体职权,往往都是哪个被皇权所倚重,便成为王朝最有权势的官署机构。但这会造成当权台省之中官员权势的迅速膨胀,导致相权威胁皇权的结果。而三省六部制度的确立,尚书、中枢、门下三省并立,并且给予明确的职责规定,便有效地避免了某一台省过于强势,导致形成相权压制皇权的出现。

三省六部制是从三公九卿“公卿”制度发展而来,经由汉、魏、晋等各朝人台省官制的发展,最终在隋朝时得以确立。三省六部制取代了原本公卿制度下三公及九卿的作用,同时也兼具了台省制度对于相权的削弱作用,符合皇权压制相权巩固自身的要求,因此会被多个朝代所沿袭发展。


总结

简而言之,中国官制的演变过程,也是皇权与相权之争的历史。由最初皇权及古代王朝确立之后,皇权需要有人来辅佐自己治国,因此拥有辅佐皇权作用的宰相便出现了。相邦、丞相、相国、三公、尚书令、中书令、侍中等拥有辅佐皇权作用的官职,都可以称作宰相。而当宰相的权势过重时,皇权会受到相权的威胁,因此利用最为简单的分权方式,设立公卿制度,用三公互相之间的制衡,来防止丞相的相权过重。这是皇权对相权最早的压制。

等到公卿制度弊端尽显,三公尊贵权势日盛,并且处理政务的弊端也逐渐显露。伴随两汉统治版图扩大,政务日渐增多,统治者急需一套利用巩固自身皇权,更加易于处理诸多政务的官制体系来辅佐自己。因此,继由丞相、三公来辅佐帝王的模式之后,台省模式出现,尚书台、中书省、门下省都是由原本少数人辅政到官署机构辅政的转变。自此之后,皇权利用台省官制来辅佐自己处理政务,同时台省的官署机构性质,极大程度避免了在丞相、三公辅政时,少数几个人的相权过重威胁皇权的发生。这便是台省官制出现的重要依据。

但是魏晋时期台省官制发展并未明确具体的台省职务,单独一个台省往往都是借助皇权的偏向倚重而地位提升,最终达到权势过重,台省官员的相权也成为皇权新的威胁。简略看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发展过程,尚书台为限制三公,中书省为限制尚书台,而门下省又限制了中书省。皇权需要依仗台省来限制权势过重的相权,但是靠着皇权对自身的倚重,新的台省便又造就了威胁皇权的相权。这是三省六部制确立之前,台省制度的重大缺陷。

隋朝时,在之前公卿、台省的基础上,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并且给予各台省规定了明确的职务。不仅取代了原本公卿官制时三公九卿的职权,并且还兼具了台省官制避免相权权势过大的弊端。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三省并立,有效地避免了一省独大,也就有效削弱了相权。虽然三省六部并非最为完善的官制体系,但却是在古代王朝皇权至上的情况下,最为符合皇权压制相权的要求。

标签:官制 公卿 历朝 皇权 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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