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老黄说史]古人的“身份证”有多牛?

《西游记》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除了降妖除魔,唐僧师徒每到一地,首先会去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找到途经国家的国王倒换“关文”。这里所谓的“关文”,就相当于现在出国过关时的查验护照。

《西游记》唐僧师徒造型

小说的描写是现实的折射,现在生活中,古人要远行,是得有官府开具的身份证明才行的,那份证明就是“路引”,又称“节符”,是由出行人所在地的官府开具的个人身份证明,就相当于现在的身份证。如果没“路引”、“节符”而到处乱跑是违法的,要受到官府的处罚的。

古人出行图

《西游记》之外的真实的唐僧,为去西方求学,在没征得官府同意的情况下偷出长安的,所以,过国境线时,差点被抓回判刑。唐僧的西游,属于“偷渡”,只是在印度声名显赫后,唐朝政府才既往不咎,并以礼迎回的。

唐僧负笈图

中国古代历来重视户籍管理,严格控制人口流动,古人出行必须持有官府发放的“路引”,相当于现代的身份证。要想获得“路引”也不是容易事,因为,在古代,官府是不允许民众四处流荡的。明代法律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

抗战时期印刷路条(路证)的刻版

记得以前的抗战片中,常会有儿童团的少年手持红缨枪站立路口查路条的镜头,那是特殊时期防止敌特混入根据地的有力举措之一。那时,全国各地的人需要外出,也都人持有当地行政机关开具的路条的。日战区则以“良民证”代之(这与现代的身份证非常相似了)。

良民证

其实,在开始使用现代身份证之前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要出差或是外出旅游、访友,仍是以单位开具介绍信为依据的,那性质与古代的“路引”更接近。生于六十年代以前的人,大多会对“介绍信”深有了解。

我是有证的人

对于流动人口的管理,先秦时就已有相关规定。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中,就有一则《游士律》:“游士在死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大概意思是说,如果旅游者把证明自己身份的证明弄丢了,是要受到罚款处理的,金额为一身甲衣的钱,年底时一次性结清。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旅游法规”了。

鱼符

到了隋唐时期,又有一种固定的身份证明诞生。这种身份证是很金贵的东西,只有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会拥有官方认可的“身份证”——一种可长期有郊使用的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最早都是为官员准备的,是用来表明官员身份职位的。

古代的各种证件

比如“鱼符”,它是用木头或者金属精制而成的,其形状像鱼,分左右两片,上凿小孔,以便系佩。“鱼符”上面刻有官员的姓名、任职衙门及官居品级等。“鱼符”的主要用途是证明官员的身份,便于应召出入宫门验证时所用。史载:“附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见《新唐书·车服志》)。

隋唐时期,凡亲王和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鱼符”均以黄金铸制,显示其品位身份之高。五品以上官员的“鱼符”为银质;六品以下的官员的“鱼符”则为铜质。五品以上的官员,还备有存放“鱼符”的专用袋子,称为“鱼袋”。

大辽巡防

“身份证”是不可转借他人的,否则也得受罚。据《大唐六典》规定,各地检查站(关防“的长官要切实负责起对过往人员身份的查验:“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这里的“过所”,也是“路引”一类的证明文书)。”如果冒用他人“过所”,或是不应该持有而持有“过所”的,要判处一年徒刑。

腰牌

“鱼符”在宋朝时被废除,但官员仍可佩带“鱼袋”。至明代,改用“牙牌”(通俗小说中称为“腰牌”),这是用象牙、兽骨、木材、金属等制成的版片,上面刻有持牌人的姓名、职务、履历以及所在的衙门,它与现代意义上的卡片式身份证已经非常接近了。

腰牌

常听单田芳评书的朋友,对腰牌不会陌生,开封府的人外出公干,都是以腰牌来证明身份,并参与地方办案的(单田芳在评书中,又把腰牌称作“龙纹信票”)。

据明人陆容《菽圆杂纪》载:牙牌不但官员们悬之,“凡在内府出入者,无论贵贱皆悬牌,以避嫌疑。”由此可知,明代身份证的用途已经不局限于官员们,并开始向中下阶层方面发展了。

这面腰牌是属于皇城里一个厨师的

到了清代,这一身份地位的证明制度又进行了改革:腰牌取消了,代之以能表明身份地位的顶子(帽珠)来证明,其帽珠用宝石、珊瑚、水晶、玉石、金属等制成;如果是一个秀才,可佩铜顶,若为一品大员,则佩大红宝石顶子。一般百姓帽上无顶,只能用绸缎打成一个帽结。

清朝的顶戴

一些富商、地主为求得高身份,常用会拿出真金白银去向官府捐一个顶子,我们常说的“红顶商人”,就是拿钱捐来的名誉“官僚”。比如清代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拿钱损了个正二品的“顶子”,还被皇上赏了件黄马褂,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清朝官员的朝服

胡雪岩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从钱庄一个小伙计开始,通过结交权贵显要,纳粟助赈,为朝廷效犬马之劳;洋务运动中,他聘洋匠、引设备,颇有劳绩;左宗棠出关西征,他筹粮械、借洋款,立下汗马功劳。几经折腾,他便由钱庄伙计一跃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

红顶商人胡雪岩

古语有云:“福兮祸之所伏。”胡雪岩在商场驰骋多年,靠官府后台,一步步走向事业的顶峰,风光无限,但其最终的失败,却也是由官场后台的坍倒而变得一贫如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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