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陈善同生平钩沉和信阳县志历史渊源

周  剑

我们知道,信阳古称“义阳”,自古以来有封国、县、郡、军、州、道之称。自打宋朝第二个皇帝赵匡义(赵光义)避其名讳,取“信”“义”通意,硬是把“义阳”更名为“信阳”后,近1100年时间信阳就一直叫这名儿。以“信阳”为名的志书也就从宋朝以来纳入正史。今日信阳地界上,“光州”(潢川)为名的志书,也是这个时期流传下来。北宋的166年,北方多事,史载有名记录“信阳”的2种及记录“光州”的5种宋代志书,均无存世。留下的是《信阳军图经》和《义阳志》,及《浮光图志》(23卷)和《新浮光志》(“浮光”乃光州的宋时名称)的历史记载,显示为“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编纂出版。

南宋嘉定年间,正是南宋偏安一隅的时期,也是宋朱理学萌发的时期,偏安南宋后的第四任皇帝宋宁宗赵扩为岳飞恢复名誉,却在与金国的大战中败北,上书金国,仍认金主为“伯父”,每岁输金30万银30万绢,并以300万緡钱赎回已被金国侵占的淮、陕之地,屈辱地与金国“嘉定和议”。此后南宋维系了近十年和平,以为“盛世”。正是因为信阳多次沦陷,名义还没从“信阳”和“义阳”过度中定型下来,所以才有《信阳军图经》和《义阳志》?义阳都改名信阳200年了,还叫“义阳”?

考究起来,明朝信阳已有全本志书流传下来,但都是今日信阳本区各县“县志”。而信阳和光州从明朝以来均为“州治”,作为“州志”的地方史志存世时间最早的是清版。信阳其实是“两州合一州”:现存有清顺治时期初编,康熙年间续编、乾隆年间信阳知州张钺监修再版的《信阳州志》(8卷),和顺治十七年初编、康熙年间续编、乾隆年间光州知州先后监修的《光州志》及续志(12卷)。

“信阳州”这称呼, 一直使用到民国初年。平汉铁路开通时(清末民初二十世纪头十年),整个北洋政府时期,这里依然叫“信阳州”。辛亥年后,袁世凯将清廷“省道府县”四级制改为“省道县”三级制,削去了“府”这一级。彼时信阳,还是河南4个道(开封、洛阳、河北和信阳)之一。“信阳道”(后称“豫南道”“汝阳道”)辖27县(全省108县)。那是较短的一段时期,人们还是仍然称这里为“信阳州”。直到北伐战争后,1927年民国政府完全废除了“州府”旧制,连北洋政府的行政区域痕迹也同样除旧布新,“道”这一级区划都取消了,改三级行政区为省县二级管理,信阳才正式命名“信阳县”。

自1749年(乾隆十四年)张钺《信阳州志》纂成,到民国改州为县,160多年来信阳的地方志书一直没有再续编过。一直到北伐战争胜利后,信阳出了个叫陈善同的近代耆宿闻人,费时三年,终于重修了信阳史志,1936年出版了《重修信阳县志》。


今日信阳市沿着浉河北路向东走,过了上天梯不远就到了一个叫“五里店”的地方,属平桥区。这里,从民国时期就一直叫“五里店”,五里店过去是乡里现在是镇区。1876年陈善同就出生在这里,那一年是清德宗皇帝光绪二年。那时候距离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16年,“火烧圆明园”和“太平天国”的外忧内患并没有使得清廷觉醒,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正在越来越深重。

        陈善同,字雨人。出身于诗书世家,祖上明朝初年从湖北麻城北上,先祖陈恪一脉就在相距300里不到的信阳安下家来。陈家人经过明清两代500年的繁衍生息,遂在豫南形成大姓家族,方圆百里的世代书香之家,贤达闻世受人尊重。陈家重教尊儒诗书传家,循正统科举礼教,代代官宦层出不穷。陈善同的祖父陈梦兰1852年(咸丰二年)壬子科进士出身,历任清廷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刑部主事、郎中,工科给事中、江南京畿道御史、湖北荆州府知府。其父陈嘉麟年事不高,诗书满腹,博学强识兼工书法。曾援例捐任江苏通判,但辞未就任。不到而立之年,就溘然而去。陈善同的母亲与婆母亲如母女,二人均为大家闺秀,知书达礼颇具才德。陈善同虽幼年丧父,却承受两代慈母关照,自小智力超人,聪颖异常。他天分上记忆力超强,能记诵不忘;秉性执着坚韧能埋首塾斋,足不履市。小小年纪就熟读经史,博得乡邻夸赞,深受家人爱怜。

1879年(光绪二十三年),陈善同乡试中解元。1885年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就此走向仕途。清廷时期先后任大理院推事、督察院监察御史等职,果然如同祖母尚太夫人所说“此吾家千里驹也,异日不逊乃祖”。陈家“一门双翰林,祖孙两御史”传诵豫南城乡,光耀陈家门楣。如果不是躬逢末世,以陈善同的智力聪颖或将能在仕途上大展鹏程,可惜正当壮年的他,偏赶上改朝换代,勉力而为也躲不过命运的捉弄。不过,为官几十年,阅尽官场民间世事沧桑,陈善同收放有度,付诸阙如,自有自己的人生追求。

陈善同是中国科举教育的受益者,接受就是中国古代正统教育。因此,他对革命年代的投机行为和日渐腐化堕落的官僚阶层、争权夺利以及鱼肉人民的恶劣社会状况冷眼旁观,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尽量做对社会正能量的“积跬步”的小事。这在他的经历和《重编信阳州志》的“善同曰”中,以及其他遗稿遗著中都可以看出来。

清末“翰林院”是清朝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整个清代共有6472人得入翰林;“大理院”相当于今天的最高司法机关;“督察院”与“大理院”“刑部”并称,与今日纪委和监委相似,主管审判要案、监督百官、核准死刑,维护国家正常秩序和保证国家机器的平稳运行。由此可见,陈善同自以学问起家,官场历练还是非常有逻辑性的。但他以一个典型就知识分子的秉性,更多的还是做教育方面的工作。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运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被清政府取消,陈善同1906年出任大理院推事;1909年调督察院,执掌辽沈、陕西、新疆、京畿道监察御史。陈善同以精通中国文化、支持鼎故革新、拥护新政著称,1910年清廷建立“资政院”他当选资政院议员。在职期间他屡屡奏疏要求惩治贪官污吏,整顿军旅,固河防保商助学。不幸的是陈善同正当意气风发时,辛亥革命爆发,他的仕途开始了颠沛流离、无所适从的时代。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登上首任“大总统”宝座,他直接改任原河南巡抚齐耀琳为首任“都督”。8月,陈善同以正三品大员“简任开、归、许、郑提学使兼河道使”的身份,外放到河南任职。提学使尊称“学台”,简称“学政”,是省级最高行政长官之一,在“总督”(相当于“第一书记”)“巡抚”(相当于“省长”)“布政使”(相当于“常务省长”)之下,为排位第四的省级要员。归制上直属中央,受“学部”规制,任期享受“钦差大臣”礼遇,全省重大事宜提学使均得以参与会议会商。

 陈善同在河南任上主管河南省全省的教育行政事务,筹划学费,管理学堂学校,聘用教员,主持考试的同时,更有疏浚河道、赈灾放粮、防灾抗灾的重任。在此任上他秉公行事,不卑不亢,却无法适应风云变幻的时代。河南作为袁世凯直接控制下省份,他势必要安排私人。1912年10月28日,作为袁世凯亲信(表弟)的张镇芳就任河南,署理都督。次年河南提学使司被裁撤,河南开始进入军阀统治时期。

河南在民国北洋政府初期,承续清末4个道台,按豫东(开封)、豫西(洛阳)、豫北(黄河北)、豫南(信阳)分四个区域,不称最高首长“道尹”而恢复唐代“观察使”官职。提学使裁撤后,陈善同因有“正三品”的衔级,1913年1月19日被外放任“豫西观察使”。这就相当于今天的“副省长”外放“某某市长”实职。不过,陈善同赶上了“白朗起义”和“二次革命”,他一个文人不谙军事,很快就被边缘化了。1912年冬,白朗在豫西地区起事,劫富济贫,策应南方的反袁,很快发展到近万人。张镇芳系一无能之辈,无力镇压,坐失良机。表兄弟也不能例外,1914年2月张镇芳被袁世凯撤职,另派湖北都督段祺瑞兼领河南都督。白朗军避实击虚,声东击西,从豫西打到陕西、往南打到豫南,又从豫南打到安徽。段祺瑞作为袁世凯的陆军总长4月调回北京,张镇芳和段祺瑞打白朗都没有原任黄河北的总兵的赵倜出色。赵倜1913年9月由豫北地区调任河南护军使,主管全省军务。白朗主力进入陕甘后,赵倜率军尾追截堵,白朗军被逼入四川,遭川军阻击被迫返回河南,又被北洋军夹击,1914年8月溃败四散。赵倜任河南护军使时,段祺瑞的河南都督交由田文烈“兼护”。1914年平定白朗后,赵倜和田文烈颠倒了个个儿,赵倜由将军改任督军,田文烈由都督改兼将军。由此开始了赵倜8年河南土皇帝的统治,直到被冯玉祥赶走。

而陈善同则不擅军事,多次呈辞获免,由“豫西观察使”回调省府开封。此后当选为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作为旧吏和技术范领导,新督军赵倜还是很看重他的,1918年3月陈善同始任河南省实业厅厅长。实业厅长任上,他创建了开封马道街劝业场;在河南各县大兴工业,引进美国棉种分给各县种植,以此解决良种和高品质原料问题;设置专门机构各道署“桑蚕局”“美棉收购总所”,派人传授技术技能;河南最早一批现代工业开始兴起,杞县、商城造棉厂和郑州豫丰纱厂相继建立;他作为文化人在专注实业的同时,还提议创办《实业日报》舆论支持工业振兴,抵御外资侵袭;创立“实业学堂”培养专门人才,为后续发展蓄力。1920年9月16日,陈善同调任河南省财政厅厅长。他又开始整顿全省厘税制度,清理原财长财厅账目,从而发现“枪价案”和豫泉官银“赈济案”,将之公诸于世。原本以为提其财长能为自己聚财敛财的赵倜,大为不满,加上陈善同又与此际省长张凤台联名签署批准教育经费独立预算,触动了赵倜的基本利益,赵倜便暗下挤兑之心。次年,国会选举时,陈善同为其弟弟陈善榘运动连任议员,结果被赵倜借故开缺。迫其辞去财政厅长专任河南河务局长兼河南通志局局长。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后赵倜兄弟在河南的统治瓦解,冯玉祥继任河南督军。冯玉祥没有在河南履任许久,就被调到北京任“陆军检阅使”。当时吴佩孚是“两湖巡阅使”,大本营驻军洛阳,河南亦是其禁脔。联冯驱赵后挤走冯玉祥,河南就直接在其治下了,他派其24师师长张福来就任“督理河南军务善后事宜”,顶替了冯玉祥。

张福来对原任河南军政人员均无大的变动,省长仍是张凤台。原拟顶替陈善同的河南省黄河河务总局局长邓长耀是冯玉祥的人随冯去了北京,张凤台依然任用颇有人望的陈善同继任。在黄河河务局任上,陈善同萦绕于心的始终是黄河河道治理。他防汛防灾赈灾一体统筹,组织水文测量专业队;为河道工段增设电话、水文站;挤资金购置测量仪器;兴修沿河道路交通,铺设专用轨道;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解决民工生活和劳力问题;赈济专款据实结算,尾款如数上缴,避免贪腐。但是在那个时代,陈善同不擅与官僚体系沆瀣一气,最得心应手的还应是在河南通志局局长任上著书立说上。他接续编纂的《豫河志》,1923年付诸出版,后来还出了《续志》于1925年成书。此外他留下的著作还有《樗园奏稿》4卷,及《春秋国际公约》《春秋集传例义辑要》《陈氏族谱》《先荆南公崇祀名宦乡贤录》等。

1924年,冯玉祥和陕西陆军第1师长胡景翼、第15混成旅旅长孙岳,趁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机,联手奉军掣肘打垮了曹锟、吴佩孚的直系政府。被扶持上去的段祺瑞临时执政任命胡景翼为河南省“督办”取代了张福来。同时,孙岳也被任命为河南省长,取代了张凤台。孙岳不愿来河南,想任直隶督办。孙就派了自己的参谋长何遂代理河南省长。后来孙直隶督办未果,作为冯玉祥“国民军副总司令和第三军军长”的他率部东走,击败了奉系李景林部,还是就任了直隶督办兼省长。随后而来的吴佩孚复起,直奉联手令冯玉祥国民军南口大败。胡景翼病死河南任上,其部下岳维峻接任。孙岳上海就医。何遂并未实任省长,后来任北京政府航空署长、国民军空军司令、北伐前黄埔军校“代校长”。

 吴佩孚重起后自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所讨之“贼”开始是冯玉祥,后来又是联合击冯的奉军张作霖张学良父子,还有掣后的北伐军。给他打头阵收复河南的就是两员大将:靳云鹗和寇英杰。靳云鹗从鲁西南沿陇海铁路,寇英杰从鄂北沿京汉铁路,最后逼走岳维峻。靳云鹗一路顺风,寇英杰在信阳碰上蒋世杰硬是抗住过不去。最后寇绕道撇下信阳不管,才拿下郑州。可是吴佩孚任命寇英杰做了“河南督办”,却让靳云鹗做“河南省长”,靳云鹗不愿要这虚衔,拒辞不就。

1926年至1927年,由于靳云鹗不肯就职,吴佩孚曾派出熊炳琦(原曹锟的参谋长)、张英华(原盐务署长)、劳之常(元山东黄河河务局长)替代。为时不久都下台而去,河南省长不是好坐的位置。由于当时提倡地方自治或由当地人治当地事,享有人望的老官僚陈善同就被抬出来了。1926年12月,吴佩孚任命陈善同为河南省长。

当时把控河南军务的是米振标父子,他们反对任命陈善同,把控着开封警备司令部和省会城防。陈善同前往省署就职,他们出动荷枪实弹的军警,封锁鼓楼街、后街至行宫角一带的街巷,设岗布哨严加盘查,禁止陈善同的就任车队通行,逼迫陈善同只得退回寓所。后来经河南商民调停,吴佩孚致电米振标严加申斥,陈善同才得以就职。但是,陈善同上任后即向吴提出“免收民间房钱一月,取消煤油特税,停止砍伐树木”等要项为民请命之求。慢说吴佩孚自顾不暇,就算有心也无力维护。兵荒马乱无所是从的情况下,陈善同根本无以施展,未满一年即挂冠而去。

1931年,北伐战争基本尘埃落定。在经过北伐战争、国共合作破裂、东北易帜、蒋冯阎大战后,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代表的中国政府基本政局稳定后,陈善同离开开封回到信阳。

那一年,陈善同55岁。

回到信阳的陈善同是信阳循正统出身的本地耆宿,以陈家在信阳的繁盛和如今陈善同的身份地位,立即受到老家乡亲和地方的重视。陈善同寓居故乡后,致力于地方公益,不辞辛劳积极参与地方建设,热心从事乡土事业,曾担任信阳成功修筑委员会干事长,积极为信阳修复战争破坏的城垣市井服务。他还担任信阳防疫委员会、水灾赈济委员会、慈善委员会的职务,面对地方不平事他仗义执言;面对穷困败落他力主公平善意;面对缺医少药他首创巡回医疗。他曾争锋相对反对外人强占公地,精明强悍逼迫停止勒索百姓,受到地方和乡里尊敬。

虽面临日寇从满洲觊觎中国全境的虎视眈眈,但是自张学良东北易帜,南京政府的天下大致稳定。于是出现了民国以来又一番修志热潮,各省因纂修省志的需要而纷纷成立“通志馆”,延聘专门人才,形成了政府主导,学者篡修、社会各界主动参与,多方积极协助的修志格局。全中国到30年代共成立了21个省级通志馆、南京、上海2个市级通志馆。南京政府1929年12月颁布《修志事例概要》就方志的机构、纲目、取材范围、类目设置、内容取舍、文字书写和印刷装订、出版等多做出了具体要求。20世纪30年代前后全国有458部方志纂修刊印,形成了民国修志最繁盛的一段时期。

陈善同作为诗书世家、又是官宦出身,有深厚的儒学功底和撰述功力,对地方建设富有热情,对乡梓故里充满感情。因此,信阳的志书修纂由他挂帅牵头名至实归,地方政府和乡里士绅、地方闻达俱推荐他担纲主持。

陈善同为重修信阳地方史志,苦心孤诣地组织班底分工协作,遍览信阳可以搜集到的历史典籍,焚膏继晷不休不眠考证编纂。他网罗闻名中原的地方巨儒共同加盟,使得纂修基础力量的学术功底空前厚实。地方名宿和官府筹资拨款相助,社会各界倾心协力共襄此举。从他退职返抵信阳伊始就开始收集资料,整理修订信阳县志作为他返乡之后的重头戏,从1929年到1936年一直是他的心结所系。在陈善同身边汇聚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老知识分子,正如他在《重修信阳县志》卷23“登庸志”中自诩“有才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终,皆与无才等。吾愿此峨峨者人人出所学以致用,尤望我国家辟门以徕之,虚席以待之,量才器使,毋让流壤。”

1936年12月,汇聚了众人心血的《重修信阳县志》由汉口洪兴印书馆正式刊印出版。

这是一部煌煌巨著,体例详备、史实可考、叙述严谨。全书十三大类80余万言,涵盖了自上古至民国二十五年的信阳历史,弥补了《信阳州志》(乾隆版)以来近200年间的历史空挡。

北洋政府其实早在1914年就电令各地编修乡土志,清末民初闻人王国维、梁启超、胡适、柳亚子、黄炎培等纷纷参与,热忱襄助。1916年河南省成立通志馆要求各地修志,信阳本土民国初蔡竹贤、陈一轩、周廉臣等士绅曾两次开馆征采资料,企图修编信阳通志,经年历变未成。至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修志事例概要》,信阳也再次开馆修志,三任信阳县长邱自云、周炳昌、方廷汉锲而不舍,延聘陈善同且聚拢一应同仁,薛继逢(字温伯)、董锡赓(字次义)、龙敏修(字廉浒)、易树滋(字宣三)、刘景向(字遂真),组成了编修班底。“诸君子悉心商榷,赓续采辑”,“虑志事之缺漏,故取材不厌其多;虑志文之繁冗,故叙次求其约”。终成大作三十一卷,校订了乾隆版《信阳州志》,补上了其后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一百八十多年的史事。

《重修信阳县志》是民国史志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铝印本脱胎于木版印刷的痕迹历历可见,全书三十一卷首一卷。十三目:为舆地志、建设志、民政志、食货志、教育志、礼络志、兵事志、职官志、登庸志、人物志、艺文志和大事记。下分一百八十小目,八十余万言。该志体例较全,新增民政、教育、兵事、大事记四目。民政、兵事、大事记中保存有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资料,具有极大参考价值。书中最大特点是含表格五十种,极大地保存了详细的历史数据。概说《重修信阳县志》,主要体现了这样一些特点:

一、卷帙浩大,乡土气息,巨细不遗

民国河南志书编纂正式刊行保存至今的有57种之多。《重修信阳县志》是其中分量最重的。31卷,煌煌八十万言,内容宏富详致,巨细不遗,新旧俱存。在河南以卷帙之浩能与之相比的仅有袁世凯故乡的《项城县志》。在乡志、诸姓、族谱方面也收录了大量珍贵资料。如,关于游河邹姓家族的记载,不仅记录其家族富有之况,且对邹姓的来源亦有溯源。

二、体例完备、记叙有序、编排绵密

全书十三大类,每类细目累计达180个。同乾隆旧志相比增添了民政、教育、兵事、大事记四类,记叙相关领域的历史,留下翔实的资料。大事记分党事、交涉、灾变等三目,信阳国民党党史大事、鸡公山外人租地交涉案等涉外事件,及嘉庆、道光年后各种灾异、战乱等地方史实都有记叙。纲目编排眉目清楚整齐,目前有序,目文后有结语,并且附陈善同评议。

三、大事为线,史实为面,秉笔直书

新补录内容有关信阳的重大事件均加以述录,“地方之盛衰,民生之苦乐,政治之良窳,国家之乱治,亦略具此矣。”特别是对当时国共两党的斗争记述客观,对基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如实描述。如,关于民国二十四年底至二十五年初,吴佩孚与豫督岳维峻之间的信阳围城之役:田春生部入城阻守“以检查奸细为名,肆行屠戮,并沿户派款搜括存粮,掳掠财物。拆屋材以为炊,锉卧荐以饲马,居民米薪告罄,饿毙者相踵。”战争结束时,“城关居民死者又共千余人,其存者如在狱之囚,如久病之夫,面黑骨柴,气息奄奄不相续……民家皆户无门窗、无欞室,无器具,院无牲畜。其近城临街之屋墙剥剥落落,皆弹痕也。”这些记载真实反映了军阀统治时期的黑暗和战争带来的破坏。陈善同虽然与历来修史撰述者同样有“主流立场”,却毫不含糊地如实记录各级政权横征暴敛、欺压百姓的恶劣行为。其描述细致入微:“城隍庙街某姓被拉夫,其妇不能自活,乃抱子投井死。后夫谋得归,亦自缢。又城东老妇因子被拉夫,自往追索不得,投塘死。其时值大水灾,民避水栖树巅,邑人以渡船救济,甫登岸便将捉将官去充役。”其对社情民生的悲悯尽在其中。

四、图表并重,新旧兼顾,推陈出新

《重修信阳县志》最大的亮点在于陈善同采用了大量的表格,用来盛放详细的历史数据资料。虽然竖排本今天看上去不太习惯,但是其逻辑性和系统化都已俨然具备现代色彩。这种系统逻辑性贯穿全书,从体例编辑到细目罗列皆然,给人以面目一新、了然于胸的感觉。旧史虽然大多因袭,新史则毫不因循,可读性与严谨的态度一脉相承又推陈出新。通览全书给人一种宽厚博大,体贴入微的感受。叙述与评价截然分开,编纂者的态度和历史的客观性并行不悖。

雨人先生在《重编信阳县志》付梓后,又生活了七年。

旧中国面临日寇进犯,半壁河山沦陷,1938年武汉会战后国民政府弃守武汉,信阳也不能幸免。经过9月2日至10日固始富金山宋希濂抗击失败,9月18日潢川保卫战张自忠失败,潢川、息县、罗山、商城相继失陷。此后,孙连仲率领的第五战区第二集团军三兵团在大别山最后一道防线新县沙窝和商城小界岭防线坚守失利,信阳大门敞开,胡宗南在信阳抵抗不力,留下些微兵力自行西撤。10月12日,信阳沦陷。日踞信阳其实只能控制铁路沿线和沿线城镇,广大农村还是中国军队(抗战的国军和共军游击力量)的活动空间。中国人的民族意志顽强不屈。信阳沦陷后,日军拉拢地方士绅建立伪政权,陈善同保持晚节,携眷属避居到罗山、潢川乡间,保持与中国军队联系。作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程潜曾致电慰劳,聘其为河南省咨议。整个日据时期他不与日寇合作,痛恨汉奸,曾为抗战阵亡将士题写挽联“痛恨国多范文虎降虏屈节,断送我江淮河汉;亟盼天生戚继光歼倭雪耻,好教他猿鹤沙虫。”

可惜,先生没有盼到光复的日子,但他知道以华夏之大和中华之光,中国必不能亡。1942年2月,陈善同病故于潢川,享年66岁。

信阳县,作为县的历史已经过去,信阳再度作为一个地级行政区域而存在。诸如长沙县、濮阳县、岳阳县、许昌县等全国很多历史名城一样,只维持了短短几十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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