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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里的天文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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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8 22:05: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道德经》里面到底讲些什么东西?   --- 华夏人头上的灿烂星空,华夏人心里的道德法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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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文物作证,为什么中华文明是唯一真正的古文明》 yletpkki
  《火与鸟——从龙凤的起源来解读中华文明3万年》 神都俗人
  这个帖子是受了,上面两个牛贴的启发,,,
  对道德经的解读,曾经长期徘徊,不得其门而入,以前曾经花了很大功夫搞道德经的排序,但是理解上还是不对头,现在至少找对了方向。
  套路超简单:天文 + 农业 + 百度
  语言水平超烂,觉得有启发就好,
  这算是铺路石工作,希望能启发其他盆友们的道德经解读,一步一步还原道德经的真容出来。
  版权没有,随便拿走,毕竟老子也没问我要过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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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8 22:23:39 | 显示全部楼层

  实际上,原本可以不用这么走弯路的,原因1个是书读的不多,2个是偷懒,另外还受了一些观点的误导,比如一直没有看任继愈先生的书。汗颜。1956年,他的《老子今译》就提出天道=天体运行轨迹,史家的历法星占背景。实在是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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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新先生也在他的2006《老子新解 宇宙之道》里,提到类似的观点:
  班固说 道家是史官之学。中国上古之史官本起源于天官(天文之官)。史官是天道的观察者,也是人事的记录者。“史”字甲骨文为“”,从中、从又。中即钟铎,是报时颁令之器。令即“月令”(《礼记》),今人称作“月历”。又,右手也。史官司天之职,至汉代犹然。《后汉书?百官志》记:“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
  《史记?太史公自序》称作为史官世家的“司马氏世主天官”。《史记索隐》曰:“案此天官,乃谓知天文星历之事为天官。”亦即天文之官。观天象、序历法,并附记人事以测天人之际,这就是作为“天官”的史官之职责。
  史官之记事,亦由此而产生。一面观察天道,一面记录人事,正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太史公言)。
  老子也是史官世家。所以老学主言天道,主张顺天道以行人事。“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司马谈)。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两位作者在他们的分章节解读里,基本没有分析天文的内容。 当然殊途同归,我是从上面提到的两个牛贴里,得到了启发,最终还是转向了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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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8 23:43:40 | 显示全部楼层

  简单地说,这里所写的大概有2个东西:
  1个是从天文等方面进一步解释补充,主要是以陈鼓应先生《老子今译今注》为蓝本,他讲过的不再说了,如非必要尽量不咬文嚼字,没精力,直接选用前人的成果即可
  凡是找不到天文历法和农业的章节,直接略过,引申发挥旁征博引,肯定干不过大师们,干脆不干,省点力气,还能保持骨干清洁,重点突出,也蛮好的
  上古难考,大致按逻辑串联一下,姑且听之。天文知识点到为止,目的是为了解释道德经,大概够用就行了,高深的就别问我了,有兴趣的可以看看神都俗人“夏历9000”网站
  2个是按新排顺序讲,个人觉得思路更通顺一点。
  前人注解那么多了,按说应该可以把道德经排序排出来了,所以就做了尝试,最初主要是以饶尚宽先生《老子》为蓝本排序。他的分章没把文章视为一个整体,章节之间还是缺乏逻辑关联。
  排序思路是先找一些关键概念,比如 道,德,朴,小, 等关键字,按定义出现的先后逻辑顺序,排出一些眉目之后,再按章节、段落的相似度、整体意思等等排序,再按阅读感觉等等精加工,,,
  分章大原则:
  1。道字,基本归道章。德(心)字基本归德章。
  2。生死、损益、强弱、多少、正奇、高下、贵贱、有无对比关系规律者,归道章;秩序,规范,心性、品行者归德章。
  3。章节能不拆分,尽量不拆分。
  死了很多脑细胞,,,还是难以排放妥当,说明意思理解上有很多的偏差,不过至少方便记忆了。勉强大致分成:道论,道治,德论,德治,总结,结尾等几个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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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8 23:48:58 | 显示全部楼层

  在讲之前,先把《火与鸟——从龙凤的起源来解读中华文明3万年》的一些个内容,简单介绍一下,我主要整理了和道德经有关的地方,主要是关于农业和天文历法的内容,也加上了我的一些理解,,原贴内容更多,很精彩,远超过我后面要讲的了,高潮放在了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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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9 00:59:01 | 显示全部楼层
《古文物作证,为什么中华文明是唯一真正的古文明》 里的天文历法华夏文化,太多,太散了,不便整理,有兴趣的自己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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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9 02:13:33 | 显示全部楼层

  1。农业起源
  当人类开始摆脱原始的狩猎采集经济,而进入到农业文明的时候,掌握天象知识,掌握天文学的知识,就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华夏远古先民之所以要进行天文观测和天文计算,研究天文历法,原因是要观象授时,精确的掌握时间,用以指导农业生产。天文和历法,是一切文明的源头和肇始。先有生存需求的驱动和鞭策,才有应用的发展,生存需求是应用产生和发展的根本推动力。
  尤其是中华文明,讲究天人合一,文化的起源和历法息息相关。历法是华夏文明的根本,也是历代统治者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基础。中医讲究阴阳五行和1.5万年前左右中原地区神农氏使用的阴阳五行历密切相关;9000年前的贾湖骨龠,就已经体现了以历法原理发展的礼乐文明;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基础《周易》,也是来自天文历法。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历法是关键,历法是一个文明的标志,没有历法就没有真正的文明。
  中国的农业起源,可以追溯至有巢氏。在农业起源之前,没有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分,大家都以采集狩猎为生,居无定所,经常迁徙。有巢氏开启了定居生活时代。
  从50万年前,北京人稳定用火开始,到3-5万年前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人工取火技术的发明,使古人有了稳定的火源保证,使人类在北方的寒冷天气中有了生存的可能,人类开始加快了发展速度(比如用火烧制出陶器,陶器的发明意义重大,从此人类有了更好的储存工具,也有了烧烤以外第二种熟食工艺——煮,陶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人工合成的材料,且成本低廉,很快就成为岩石、骨头以外人类第一种稳定的知识传承载体。)。到了2万年前,古人逐渐由迁徙狩猎的生活过渡到定居采集生活。江西万年洞发现了2万年前的陶器(陶器除了存水以外,最大的的作用就是储存粮食。),湖南玉蟾岩发现了1.8万前人工种植的水稻,说明大约2万年前,我国境内已经有了定居农业生活。有巢氏所代表的定居时代的开端不晚于2万年前。
  《庄子? 盗跖》记载:“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正是有巢氏开启的定居采集生活,“昼拾橡栗”的行为,最终一步步发展出了农业。
  有巢氏时期,气候环境变化和人口增多,使得仅仅依靠渔猎再也无法填饱肚皮。于是人们不得扩大自己的食谱,他们开始采集食用各种植物果实和种子。有些植物种子颗粒小,但非常坚硬,不容易消化,人们把果实吃掉,也无意中咽下了种子,但没有消化,重新排出体外。结果这些种子凭借着顽强生命力,在人的垃圾堆和粪便中获得滋润,结出颗粒更饱满更加美味可口的新株。有巢氏就这样无意中完成了对一些植物的驯化,他们也逐渐发现了规律,掌握了最早的农业技术。其实不只是人类,各种素食动物们,也都在无意中对植物进行着驯化,人类的早期农业,就是在这个无意识的过程中完成的,但早期人类不断迁移,不具备持续驯化的条件,只有到了有巢氏,开始了定居生活,才有可能发现这个规律,从而真正发明农业。
  尽管史书中一般把农业的发明归功于伏羲、神农甚至更晚的后稷,但《庄子》中有巢氏“昼拾橡栗”的记载却透漏出农业的起源有更悠久的历史。考古也证明了这一点,岭南(1.4万年前),湖南(1.4-1.8万年前),江西(1.2万年前)三地都发现了万年以上的人工培植稻谷。然而有巢氏时代,农业技术落后,人们很可能只是在采集狩猎之余,补充性地播撒一些种子,农业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还不太重要。
  中国南北方分别属于稻作文化和栗作文化,农业的起源是个漫长的过程,最初就是从有巢氏的“昼拾橡栗”行为在无意识中而慢慢开启的,大约经历了上万年之久,1万年前左右,才在伏羲时代发展成熟。9000年前的贾湖遗址发现了88个窑式粮仓,可贮藏5万多斤粮食,并且在一些陶罐里发现了存放过酒的遗址。说明贾湖人生产力已经非常先进,有了吃不完的粮食,农业已经真正成熟,成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力。伏羲时代真正进入了农业社会,在此之前,可以叫做农业起源。
  不论华夏人的起源在哪儿,个人倾向是北方。2-3万年前,史前人类活动范围应该已经遍及中国,农业发端不止一处,北方有粟作农业,南方地区应该有个三海平原,适合农业种植。最终的结果是,气候周期变化,导致三海平原被淹没消失,随着人群迁徙,多种农业文明在中原地区相互交融,农业知识和历法知识相互交融,进一步发展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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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9 03:19:23 | 显示全部楼层

  5。四时八节历法
  四季与五行,是属于两种不同的历法系统。
  五行属于纯太阳历系统,它不考虑月亮的运行周期。它将一年分为五季,也叫五行,每季72天。其中每一行又可分为阴阳两个部分,每部分36天。
  四季是阴阳合历历法系统。中国传统的农历在依据月亮的晦望圆阙将一年划分为十二个月的同时,又依据太阳的周年视运行(实际上是地球绕太阳的公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分为二十四个节气。月序系乎月亮的晦望圆缺,节气依据太阳的暑来寒往,月份制度便于民众知时日,节气制度则便于农民趋农时,前者为阴历,后者为阳历,月用太阴月(朔望月),年用阳历年(回归年),阴历与阳历的周期合二为一,中国传统历法因此发展成为典型的阴阳合历。四季与十二月八节二十四气相配。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又将四季分为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节,每季含有二节;二十四节气则对应于十二个月,每个月含有两个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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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书表达的是春夏秋冬四季对应的日影长度和寒热气候的消长变化规律。下北为东至,上南为夏至,左东为春分,右西为秋分,以奇数表达阳热的变化。四个斜角表示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以偶数表达阴寒的变化。古人通过立杆测影认识到。夏至→秋分→冬至,冬至→春分→夏至两个半年,日影长度变化关系是对等相反的,其相应的寒冷与温热的气候也是对等相反的。因此用某一个节气的状态数就可以表示与之关联对应的节气的状态数,用当时简单认知的10个数字(双手之数为10)来表达这种互补关系,比如东至,立杆阴影最长,气候寒冷,阳热最少,其数定为1,那么夏至对应的数就是10-1=9,这个数并不是精确数值,只是为了表达对立相反的意思,意思是夏至和东至是状态相反的两个极点。其他几个节气的数值同理。
  2万年前后,南方的火历对早期农耕尤其是水稻的种植指导作用更大,人们只需观察苍龙星宿在天空中的方位,就可以安排自己的农时。但是观测很粗疏、不够精确,而且不能用于白天的记时。稍晚的中原阴阳五行历,对农业的指导作用不如火历,但包含着一整套测日影的方法,测量方法更加精确,历法原理更加先进,历法本身也更加简洁整齐。被先民以结绳记事的方法记录在河图中。
  1万年前后,在伏羲氏时代,最终将火历、月球运行周期等历法文化,与中原河洛地区的五行十月太阳历法文化相结合。继续使用立杆测影的方法,经过长期实验,确定出四时和最初的八个节气。把“河图”所代表的十月太阳历(阴阳五行历),改造成为“洛书”中的四时八节历。用来指导稻、栗的农业生产。两种农业历法文化的融合,最终诞生出更先进的12月阴阳合历。这是伏羲据河图而划八卦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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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9 03:51:38 | 显示全部楼层

  6。立杆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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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定时间,不论是白天观测太阳的影长,还是夜晚观测星象的出没,其本质实际都是通过观测和计算恒星方向和位置的改变而最终实现的。
  气候变化规律与方位有着严格的对应关系。因此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确立对天文观测很重要。测定准确的方位,便能获得精确的季节时间。
  东西南北精确方位的建立源于古人对于立杆测日影的长期观测实践。方位和时间的知识是同时获得的,古人立杆观测太阳东升到西末的瞬时时刻的日影方向的时候,同时也获得了东、西方位和旦、昏时间的概念,一举两得。方位体系的精确化可以促进时间体系的精确化,东西南北四正方位的确定不仅可以有效地规范白昼间的时间变化,而且可以将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这四个时令变化的时间标志确定得更为精准。通过影子的长度、方位变化规律,古人将一年之中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与四个季节点之间建立起严格对应关系。人们后来渐渐习惯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指示春分、秋分、夏至和冬至的四气。因此四方既有方位的含义,同时也具有了四气的含义,反之亦然,季节和方位的概念得到了统一。四方之所以可以表示四气其根本原因在于2分2至之时,太阳的视位置或日中影长与四个方向刚好可以建立起联系,这是源于天文观测的实践。
  阴阳出自天文,本质是北温带的中国先民对太阳周期性运行影响气候寒热的表述。冬至与夏至,这是至关重要的两个时令点。一年之中的寒往暑来,规律地变化在冬至与夏至之间。阴阳的表象萌生于人们对日、月;昼、夜;寒、热等的观察。阴阳的最初涵义是很朴素的,表示阳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引申为气候的寒暖向背,地理方位的上下、左右、内外,运动状态的躁动和宁静等。阴阳的规律认识萌生于立杆测影的长期实践。立竿测影的阴影损益,对应的是在冬至和夏至之间的寒冷和温热气候的循环变化。阴影长则寒气、阴气盛,阴影短则太阳光照强,热气、阳气盛。阴影从短到长,长到极点则向相反方向变化,周而复始。气候(事物)的强弱损益的周期性规律,以及寒热两种势力的相互对立互换的认识。在立竿测影的时候已经产生了萌芽和孕育。立杆是实,影子是虚,有立杆,必有阴影,阴影和立杆相互依存相伴、此消彼长。
  田合禄先生说:太极图实际也是古人长期研究太阳运动规律测日影研究的成果,其中太阳由南回归线往北回归线移动的过程,冬至→春分→夏至太阳运动投影图为阳,表示春、夏二象;太阳由北回归线往南回归线移动的过程,即夏至→秋分→冬至太阳运动投影图为阴,表示秋、冬二象。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本质上是表达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天体周期性往复运行之道。个人觉得图形尽管有说服力,但是为未免过于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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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时说:彝族太极图看起来像是2条龙盘旋,其起源应是描述苍龙星象的周天环形图,应该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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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骨文的“行”就是东西南北方向的意思。古人对于空间方向最初的完整的认识,来自天文观测实践。通过测日影的方法,精确的测定出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四方连线交汇中点,指向头顶的太阳,即中央。太阳对于万物生长繁育具有极端重要性。中原地区处于北温带,四季分明,季风现象特别明显,春天刮东方,夏天南风,秋天西风,冬天北风,季风代表着新季节的到来。地面四方的季风气候变化和天空中央一方太阳的周期运行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养育人类万物,合起来为五方。五方的概念天然的与人的五个手指数是相合的,五于是成了古人心中的至数,五方应为五行的起始源头。
  阴阳与五行的结合产生了阴阳五行历,也就是十月太阳历。最初是先阴阳,后5行。立杆测影,分出了冬至与夏至两个至关重要的日影长短转换点,分出了冬至到夏至的阳半年,夏至到冬至的阴半年。将1年分为寒暑两季节,寒为阴,暑为阳。为了方便,又将上下两季,各自按5数固定分成5个月。后来历法更加成熟,先五行而后阴阳,一年分为5季,每季分为上、下两个月,共十个月。一年分五季,一季72天,五季360天。一季分两月,一月36天。奇数月为阳,偶数月为阴。一月两个节气,18天一个节气。五行历法产生后,五行主要指代历法的时节。例如,《吕氏春秋》就把五行直接称为五气,也就是将一年分为五个时节之义。而《管子?五行篇》则说:“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
  古人在立竿测影时也发现了直角三角形现象(所谓勾股定理)。立竿为勾,影长为股,竿影顶端相连为弦,这里的直角三角形是实际在天文测量实践中发现的,而不是凭空想象出来、也不是在纸上随便画出来的。天文测量为后世数学的源头。象数思维的最初来源是天文观测,运用直观、形象、感性的图像、符号、数字等象数工具,建立了日、地、月、恒星的运行和气候关系的模型。
  立杆测影技术的优点是精确,古人发明的圭表这种科学仪器,达到了极高的时间周期测量的精度。立杆测验影总以太阳的运动轨道来定时,不论在历法的算法上存在多少天的误差,均能在年终再次观测太阳的轨道来修正过年日的天数,保证了历法的精确性。但也有一个缺点,由于每一年的年终均要对历法进行修正,所以每到过年日时,观测者都会举行很隆重的仪式,很至诚地守岁,祈祷等待新一年的太阳在规定的观测点上升起,才能确定新一年的开始时间,如果在年终时由于天气的变化,例如连续多天都有云雾遮挡,观测不到太阳的出升与落下,或者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观测者出现了意外或观测错误,就会使一年的历法出现混乱。立杆测影技术起初产生了阴阳五行太阳历法,以河图为代表。五行季节的划分非常的整齐简洁。非常利于历法的应用。立杆测影技术后来被继续发展完善,产生了四时八节12月阴阳历法,以洛书为代表。但是阴阳五行历法思想并没有消失,它所体现的阴阳五行思想依然对文化影响巨大并长期保持存在感。阴阳相傍、彼此消长是太阳地球相对运动的永恒自然之理;5行天然符合自然的五方、人体的五数;阴阳和5行都反映了客观世界现实和实际运行规律。而且5行强调中杆、中心的作用,与长期形成的北极中天的天文观念相契合,也符合帝王统治、天下之中的政治理念。《黄帝内经》、《管子》里都保留了阴阳五行历法。
  从文化社会的角度,“立杆测影”这一远古天文观测活动,是中国先人最初与天沟通的开始。中国一直是以农业立国,农时与季节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授时颁历一直是历代君主的要务。后来这种观察天象的科学仪器-中杆,也就是“表”,逐渐被附上神权的意义。天安门前的“华表”就是其直接意义的代表形象,而“权杖”是其延伸的意义的代表形象。因而古天文与政治、神权产生了广泛的联系。
  “日中立杆测影”是人类观察自然、认识自然的科学手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立杆测影”是整个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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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音乐和历法
  律历对应相配的传统观念向来被视为中华礼乐文化的重要内容而长期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古人认为音律能够与天地之道相通,而历法则是天地之道的集中表现。正如《淮南子?天文训》中所说:“律历之数,天地之道”。音律能够与天地之道相通的观念对我国古代乐器的发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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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湖遗址是伏羲时代文化的代表,距今约9000至7800年。距今9000年的贾湖骨龠的出土,证明了“龠”就是世界音律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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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龠,甲骨文: ,中国古代管乐器,像编管之形,形状像笛。古龠发源于“吹火管”,至少在几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完形的多音孔乐器。先民在吹火时,无意中发现空心骨管能够发出很美妙的声音,于是不断改善,最终成为标准乐器。“龠”读作“yue”,和音乐的乐同声,是中华远古的音律鼻祖。中华文明,常被称作“礼乐文明”,而“龠”,就是“礼乐文明”的重要源头。
  人类的音乐起源于中国,音乐起源于历法,起源于天文学。正确的音律,来自对节气的对应表达。
  古人发明乐律的目的是什么?《史记?乐书》中有这样的记载:“乐由天作,礼以地制”,“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
  由上述记载可知,中国的礼乐文化,是从“应天”和“配地”的实践中起源的。音乐和礼仪,都是上古圣人的伟大发明,其中发明音乐的大圣人也是最早的“天官”,他们发明音乐是为了“应天”-与天沟通,使“音律通天”,音乐是和天文有关系的。
  音乐如何能够对应天文?贾湖骨龠的制作和天文到底有什么关系?胡大军先生的著作《伏羲密码——九千年中华文明源头新探》指出:在我国古代历法体系中,物候是很重要的内容。物候现象对农业生产活动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自古就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大型候鸟如大雁、天鹅、丹顶鹤等,总是在每年固定的时节往返迁徙于南北两个相对固定的地区,成为这两个地区特定季节来到的物候标准。贾湖曾经是仙鹤的越冬地。在先民们看来,季节轮换、雨雾风霜都是上天的安排,贾湖人把仙鹤的飞天能力、仰天鸣叫响彻天地与仙鹤知春秋时节的能力联系在一起,认为仙鹤是能通天知天时的神鸟。所以取其翅膀的尺骨,做成骨龠,造出声乐来通天;并模仿鹤鸣通天的姿态,以牛骨制作了叉形器。骨龠和叉形器可以组成一套“测量日影的圭表”。贾湖骨龠部分音孔的位置,与“二分二至”节气的正午影长是精确互相对应的,贾湖古人得到音律和历法相对应的神奇结果,更令他们相信音律可以通天,这也是后世人们追求律历对应的起源。这说明,早在八九千年前,贾湖人已经制作出了非常精确的历法,进而利用先进历法知识来指导骨龠的制作。骨龠是属于对历法的一种具体应用。贾湖人想要的是能吹出“天籁”的骨龠,他们可能相信,循“天道”而制作的骨龠,音孔里吹出的“天籁”才能“通天”。
  “节气”一词,来源于贾湖骨龠,骨龠上的开孔将之分成一节一节的,而作为吹管乐器,正是通过对“气”的控制来发出不同的声音。因此,“节气”最早是用来描述“龠”的,但“龠”可通天,与太阳历法的对应关系,使得“节气”一词最终用来描述历法。
  《伏羲密码——九千年中华文明源头新探》
  《伏羲密码》选载3——神鸟知天时
  (三)神鸟知天时
  在我国古代历法体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称作物候。物候就是指自然界中的动、植物的生存规律或非生物的变化对应一定的节气、气候。时间划分上每5日算1候,一年有72候,每1候都有对应的自然现象。物候现象对农业生产活动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自古就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在先民们看来,鸟语花香、云雾风霜都是上天的安排,“神鸟知天时”就是一个与物候相关的观念。
  大型候鸟如大雁、天鹅、丹顶鹤等,总是在每年固定的时节往返迁徙于南北两个相对固定的地区,成为这两个地区特定季节来到的物候标准。
  丹顶鹤是中国人最喜爱的鹤类之一,在中国古代被尊称为仙鹤,这不仅仅因为它姿态美丽,更因为它是知天时的神鸟。贾湖遗址出土了许多丹顶鹤遗骨,证明贾湖曾经是仙鹤的越冬地。在多年的观察和生产实践中,贾湖人将仙鹤春去、秋来的现象与植物的春华、秋实联系在一起,由此逐渐掌握了与农作物生长周期对应的物候知识,催生了他们的仙鹤崇拜和神鸟通天的观念。带着这种观念,贾湖人开始试图更精确地了解物候现象的秘密。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选用仙鹤的遗骨制作骨笛,并模仿鹤鸣通天的姿态,以牛骨制作了叉形器。一套以观测日影来象征“神鸟通天”的原始观天器具便由此诞生了。
  为什么古人将仙鹤视为通天神鸟呢?
  被古人捕捉到的第一个特征是仰天鸣叫。
  第二个特征是鹤鸣报时。每天半夜时刻它都会鸣叫。
  第三个特征是鹤知秋。仙鹤在春秋分前后的迁徙符合物候节律,使其具有“通神授时”的象征,这对古人掌握农时、适时进行春播秋收的农业生产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即能通天报时,又能通神授时,还能指导农业生产,这样神奇的鸟自然很值得上古先民崇拜。所以贾湖人才会把仙鹤看作通天神鸟,并虔诚地将仙鹤的尺骨制成骨笛,用它来通晓上天的秘密.鹤类的飞翔、迁徙依靠翅膀,因此对崇拜仙鹤、向往通天的贾湖人来说,翅膀是神圣的,也是通天的象征。
  贾湖人把仙鹤的飞翔,鸣叫声音,和知道夜半和春秋时节的能力联系在一起,认为是通天的灵物。飞翔到天上,鸣叫声音被认为是通天的能力。所以取其翅膀的尺骨,做笛子,造出声乐来通天。贾湖先民不仅如宋爽先生所言,把丹顶鹤看作神鸟,对丹顶鹤产生了原始崇拜,他们还把丹顶鹤的仰天鸣叫看作通天的标志。
  《伏羲密码》选载9——音律通天之谜
  上古帝王企图以测影表杆为“天梯”来沟通天地,这种新奇的设想对我们来说还比较容易理解。如《山海经》所说“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文中的“建木”就是象征测影表杆的。但是,若提到用音乐来“应天“或“通天”,就有些令人费解了。
  在《史记?乐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乐由天作,礼以地制”,
  “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
  这就是说,中国的礼乐文化是从“应天”和“配地”的实践中起源的。而音乐和礼仪,都是上古圣人的伟大发明,其中发明音乐的圣人们也是最早的“大天官”,他们发明音乐是为了“应天”或“通天”。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音律通天”的呢?
  贾湖骨笛中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即骨笛音律能够与部分节气对应!
  我们可以利用贾湖5孔骨笛M341:1对“律历对应”的过程进行简单的模拟。
  起初,该骨笛上的冬至日影和最低音同时起自筒音黄钟,其后“日影之手”由北向南逐渐缩短;当春分日影来到第4音孔时,正好与该孔中的仲吕对应,当夏至日影到达第2音孔时,又与清黄钟对应。在这一过程中,“日影之手”自骨笛大端逐渐向小端移动,就像开启骨笛的音孔一样。
  随后,该骨笛上的夏至日影开始由第2音孔向北逐渐延长,当秋分日影又回到第4音孔时,再次与仲吕相遇;然后日影继续向北延长,直至冬至日影重新回到筒音黄钟处。在这一过程中,“日影之手”自骨笛小端逐渐移向大端,就像闭合了骨笛的音孔一样。
  就这样,通过“日影之手”的“一启、一闭”,最终实现了“律历对应”的循环过程。(日影变短露出笛子的孔就是启,日影变长遮住笛子的孔就是闭。)
  贾湖人利用骨笛上的日影观测,将二分二至影长与黄钟、仲吕、蕤宾等音律对应,终于发明出最原始的“律历对应”实验!通过这一过程,他们就能够把骨笛变成实现“音律通天”理想的神器。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中国古代历法中“分至启闭”概念的最最原始的起源!
  《伏羲密码》选载10——贾湖人首创律历对应实验
  现代律学认为,音律高低与物体每秒钟的震动频率有关,频率高,音律就高,频率低,音律就低。所以,频率应该是决定音律高低的客观基础。
  由于贾湖骨笛属于管乐器,因此音律的高低主要由骨笛长短决定。
  这就是骨笛上的律历对应现象!虽然其中的圭表形式非常原始,各节气的间隔也并不均衡,音律与节气的对应还不太完美。但是在贾湖人看来,这些骨笛就是他们实现“音律通天”梦想的重要法宝。贾湖人终于迈出了实现律历对应的第一步,这也是中华文明史上原始礼乐文化起源最伟大的一步。
  自从贾湖人迈出第一步之后,历代的圣人和帝王们,纷纷加入了实现“音律通天”梦想的行列:他们法天而治,纷纷以此为秘密武器,创制了管、弦、钟、磬、鼓等许多乐器,作为“音律通天”的工具;他们发明了庄严肃穆的音乐,作为“音律通天”的象征;他们启用载歌载舞的隆重仪式,并亲自主持“音律通天”的祭祀庆典,逐渐形成了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礼乐文化传统。所有这一切,都被历朝历代的典籍、史书浓墨重彩地记录在案。
  A。气的概念:
  气最初是来源于地面上四方季风的概念。天气相当于是大气存储太阳热辐射、大气的运动,地气相当于是地层存储太阳热辐射,包括了地下、地表难以测量的温度差热辐射、水分升降热交换等现象,即所谓寒热温凉地气。
  地球大气运动是指不同地区,不同高度之间的大气进行热量,动量,水分的互相交换;不同性质的空气得以相互交流,并以此形成各种天气现象和天气变化的总称。大气运动包括水平运动和垂直运动两种形式。大气运动的能量来源于太阳辐射,同时由于地球的形状,造成各纬度获得的太阳辐射能多少不均,造成高低纬度间温度的差异,这是引起大气运动的根本原因。大气运动首先是垂直运动,其运动原因是受热不均,其次是水平运动,其运动原因是同一水平面上有气压差。风就是指大气的水平运动。通过大气的运动,进行热量和水汽的输送,产生多种天气变化。
  地球上的气候,不只是取决于太阳的周期性的热辐射,也由于地球自身大气层厚度、地壳厚度和结构、海洋构造,自然有其独特的温度传导规律。夏天,北半球倾向太阳,太阳光的方向与地面近乎垂直,我们看到太阳在天上很“高”。夏至这一天,太阳在天上最“高”,理应是最热的一天。但在实际上,最热的天不是夏至,而是一个多月后的“三伏天”,大约是7月12日到8月27日。主要的原因是地球周围被浓密的大气层所包裹,有巨大的缓冲作用。太阳光并不直接加热靠近地面的空气,而是先加热地面。地面再通过红外辐射、空气对流和水分蒸发把热带给空气。空气可以储存大量的热。这就使地表的温度不会太高。到了晚上,这些热量又使地表的温度不致过低。这样,地球上的昼夜温差只有几摄氏度到十几摄氏度。火星上空气稀薄,昼夜温差就可以超过100摄氏度。在夏至过后的几十天中,每天接收到的热量还是超过散失的热量,所以日平均温度继续升高,到“三伏天”升到最高。只有当太阳足够“低”,每天接收的热量少于散失的热量后,温度才开始降低。同样的道理,每天中午12点是太阳最“高”的时候,但是一天之中温度最高的时候不是中午,而是下午两点左右。
  而且,地下的温度也和地表的温度变化不同步。比如8月6日一般是地表日平均温度最高的时候。但是在地下60厘米处,要到8月20日温度才最高。在地下1.5米处,就要等到9月10日。在地下3.5米处,要等到10月29日。到了地下9.4米处,夏季和冬季就和地表反过来了。窑洞冬暖夏凉,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且由于地下的冬夏与地表相比在时间上可以相差很大,有些植物根部细胞的繁殖反而是在冬天进行,夏天停止。在太阳热辐射有规律的往返照射下,地球上地面以下的热量梯度和地面以上的大气运动有规律的升降交互,相互影响,形成供万物生长的气候循环。与之对比,火星上空气稀薄,不仅昼夜温差大,日平均气温与日照相比,也没有明显的滞后现象。金星上又是另一番景象。由于大气过于浓密(是地球上大气压的90倍),又主要是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从太阳进来的热量很难“逃脱”,使得金星表面烫如熔炉,铅在上面都会融化。其“气”则属于是偏气,不够平衡,不利于生命的发育。
  B。古代音乐与气的关系:
  古人认为天上星辰(以北天极为中心) 周天运行,带动天地运转,产生天地之间气候风气的变换。“天效以景”即立杆测影,古人在昼观日影,夜观极星的观测中,精确测定了天上太阳星辰的周期性循行规律、从而获得地面气候变化的精确时间。如何具体感知地上气候的变化呢?一方面是观察候鸟等物侯,另一方面是“地效以响”,以乐器之音与四方之风的共振互动,来间接感知天体运动对地球带来的寒热温凉之气的升降浮沉的变化。通过乐器音律共振准确感知天地四季气候的转变,是古人与天沟通的一种重要方式。
  气本无形,无法直接观测,古人采用“因形察气”方法来间接观察气的活动。“形”就是指地部有形可征之物。四方水平流动的风气是容易感知的,古人通过观察季风风向间接了解了风气的活动情况。古称为风角术,又称天籁。对于垂直升降的大气运动以及地层以下的热辐射升降变化,则难以感知,古人观测发现:在不同的季节,天地之气在升降浮沉过程中,自然界能够发出不同的固有频率。可以通过用律管共振的方法测知地气的变化规律。一年的不同季节的地“气”对应着不同的音律声调,与季节性气候、物候等息息相关。可以说,五音、十二律是一个定量测量地“气”的方法。《国语.周语》中《周历》载,周人有“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的制度。这说明《周历》的形成也与律吕有着密切的关系。《汉书.律历志》中亦有关于十二律对应着“气”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和不同作用。
  《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圣人慎守日月之数,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时之顺逆,谓之历;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浊,谓之律也。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迭相治也。” 卢辩注:“历以治时,律以候气,其致一也。”在“天人合一”的主导思想下,古人非常讲究音律和历法的对应关系,即律历对应。节气的变化既能通过天来检验,也能通过地来检验,称“天效以景,地效以响”。这里“景”即影,“响”即音律。文献中讲用律管候气,古人设12律管以候十二月的中气,选用与音分有对应关系尺度之律管,管内填上河内生长的初生芦苇的极薄的苇膜,在恰当的环境安放,天地运转一年中各节气之气按规律临至,相应律管中的苇膜就会受到感应而飞出。管气的准确互动,这样发出的便是“天地之中声”,是体现天地和谐韵律的标准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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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世人一直不能复原律管侯气之法,争论很大,可能是方法有问题也可能已经失去了当时的天地时序条件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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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9 05:32:22 | 显示全部楼层
只有律历能够对应的地方,才可以称为“天地之中”。上古人通过律历对应的实验,得出结论:北纬33°至35°之间,符合律历对应的关系。贾湖遗址位于33.6°,符合此范围。发展至后世,《史记》记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再往后,洛阳、长安、开封等著名古都,全在这个纬度带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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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羲密码》选载14——律历相配的奥秘 转载
  中国一向以礼乐之邦著称于世,礼乐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传统。在《尚书·舜典》的记载中,舜帝即位后“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礼乐文化俨然属于皇家独霸的传统。到后来的夏、商、周三代,又创造了辉煌的青铜礼乐文明,皇家的威严权势尽现其中。令我们难以想象的是,古人将音律与历法相提并论,并作为古代帝王们的“通天法宝”,这种传统不仅在先秦的历法应用中长盛不衰,而且还被秦汉以后正统的史书典籍大书特书,甚至在明代的朱载堉皇子、清代的康熙皇帝那里仍旧被津津乐道,其中的奥秘究竟何在?
  (一)两种不同的客观对称性
  在前述贾湖骨笛的律历对应模拟实验中,日影长度与音律长度都具有一定的客观对称性,两者的对称性在一定条件下趋于一致,由此形成互相对应。同时,两者各自的对称性来源不同,又决定它们不可能绝对无条件的互相对应,这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客观对称性。
  ....
  而实际上,我们从贾湖骨笛的日影观测模拟实验中看到,两者又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尤其是在三分损益十二律和古琴13徽的弦长分别对应“十二中气”影长的模拟测算中,两者更是形影相随。
  下面我们将结合中国古代皇城的选址来进一步探究律历对应相配的奥秘。
  (二)律历对应与“地中”的确定
  众所周知,地球的赤道位于南、北回归线的中间,如果在赤道地区观察日影,那么不管黄赤交角如何变化,当地的冬至到春秋分与夏至到春秋分的日影长度是绝对对称的。如果观察地点发生了变化,那么即使黄赤交角不变,这种对称性也会发生变化。可见,观察地点是影响太阳视运动对称性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影响律历对应的重要原因。
  我国古代先民在长期的日影观测实验中,发现在北纬34°-35°附近的中原地区,音律与影长的对称性高度相关,于是便把这一地区称为“地中”,是建立王国的风水宝地。
  据《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
  文中的1尺5寸是夏至影长,按表高8尺计算,对应的影长、表高比值为0.1875,对应的太阳天顶距大约为10.6°。这就是说,夏至影长1尺5寸,这就是古人确定“地中”的标准。
  不仅如此,古人还把与“地中”对应的音律称作“天地之中声”。
  唐朝李淳风在《晋书·律历志上》中记载:
  “圣人观四时之变,刻玉纪其盈虚……又叶时日于晷度,效地气于灰管。故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飞,灰飞律通,吹而命之,则天地之中声也。”
  文中“刻玉纪其盈虚”,是指以玉圭上的刻度观测日影长短;“叶时日于晷度,效地气于灰管”,是指以日影观测和律管候气之法作为判断时节的双重标准;“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飞,灰飞律通,吹而命之,则天地之中声”,这是指春秋分时节日夜均分,圭尺上日影和日光呈现阴阳中和状态,此时与春秋分节气对应的律管就有感应,从而使“灰飞律通”,这样发出的便是“天地之中声”[1]。
  上述记载向我们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中声”的观念来源于春秋分时节的日影观测和律管候气的双重实验。而“天地之中声”实际上对应着“天地之中分”,后者既可以表示全年中分(上古先民以春分、秋分作为冬、夏两个半年的分界),又可以表示日夜中分(如天文谚语所说:“春分、秋分,日夜平分”)。
  这样看来,“天地之中声”是影响律历对应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上述“地中”和“中声”实际上并不神秘,它们既是影响律历对应现象的原因,也是验证律历对应相配的标准,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组基本数据:
  一是夏至影长和表高的比值,即将夏至影长1.5尺除以表高8尺,得到的比值为0.1875,与此对应的夏至太阳天顶距为10.6°。如果以此为“地中”的标准,并按照黄赤交角的变化范围21.8°-24.4°来计算[2],那么与“地中”对应的范围大约在北纬32.4°-35°之间。贾湖遗址位于北纬33.6°,正好位于该范围之内。今日河南的大部分地区,也都位于“地中”范围之内。
  据初步推算,公元前7000年的黄赤交角约为24.25°,公元前2700年的黄赤交角约为24°,到了公元前400年的东周晚期,黄赤交角约为23.75°,在这6千多年里,我国中原一带北纬34°附近的地区基本可以观测到律历对应现象,这就是古人称这一地区为“地中”的真正原因。
  (三) 中国古代的皇城选址
  古代帝王对皇城的选址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因为皇城选址一方面与律历对应密切相关,一方面又与判断“地中”密切相关。据古籍记载,北纬34°-35°一带的中原腹地,正是我国古代非常密集的皇城聚集地。我们从黄帝时期到南宋之前历代皇城的变迁历史中可以发现,皇城迁徙的总体趋势是自北向南,而这一趋势竟然与律历对应地区自北向南移动的特征完全相符。我们可以举例如下。
  传说在五帝时代,黄帝曾在今河南新郑地区建都(但黄帝陵却位于陕西黄陵),帝颛顼和帝喾曾在今河南濮阳、安阳地区建都,帝尧曾在今山西临汾地区建都,帝舜曾在今山西永济地区建都。在这6处皇城中,除了新郑、永济,有4处位于北纬35°线以北(黄帝陵也在北纬35°以北)。
  到了夏、商、周三代,尽管帝王的都城经常迁徙,但是这些皇城大多建于北纬35°一线,如夏代古都阳城、商代的殷墟、周代的丰京、镐京、雒邑等。鉴于夏、商、周三代的皇城大多位于北纬35°一线,李零先生曾经将这一地区称为“三代王都线”。[3]
  《伏羲密码》选载14——律历相配的奥秘
  到了东周晚期之后,黄赤交角降到23.75°以下,此后在北纬35°以北地区,律历对应的现象基本消失,只有在北纬32-34°附近尚可进行律历对应实验。与此相对应,在秦、汉、两晋、南北朝、唐、北宋时期的皇城选址中,古人大多选择北纬32°-35°之间的地区建立皇城,如西安、洛阳、开封、南京等。
  到了公元十二世纪的南宋时期,黄赤交角已降到23.55°以下,此时即便在北纬32°的南京观测日影,也无法得到律历对应的神奇结果了。自此以后,元、明、清三代的帝王们便不再依赖所谓“地中”作为建立皇城的首要条件了。
  由于古人对实现律历对应的条件不一定完全掌握,故个别皇城的选择并不符合“地中”和“中声”的双重标准。例如殷墟地处北纬36°(今河南安阳),这里的律历对应条件并不充分,如果在此测影、候气,就不容易达到“音律通天”的效果。《续汉书·律历志上》说“效则和,否则占”,音律不能对应影长,如果还是按照音律来判断农时,就会出现历法混乱。一旦农时(阴)失去天时(阳)的根基,就会阴阳失和,往往需要利用占卜来预测。
  由此看来,“地中”和“中声”的双重标准就是律历相配的奥秘所在,其中包含的时空条件的变迁过程,正是影响律历相配传统从兴盛走向衰落的必然原因,这种变迁过程甚至能够在我国古代史书《律历志》篇章的编撰中反映出来。
  举几个例子:《史记》虽然将《律书》、《历书》分为两篇,但是其中律历相配的观念十分明显。如司马迁在《律书》中说:“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风之气,天所以成熟万物也”,并将冬至所在的黄钟配十一月,大吕配十二月,依次将十二律与十二月一一相配。但是“十二律配十二月”之说并不是司马迁首创,不仅在《吕氏春秋》中有记载,而且在更早的《管子》中,也有关于五音与时节相配的记载。因此司马迁又说:“钟律调自上古。建律运历造日度,可据而度也”。
  《汉书》中首次出现了《律历志》篇名,后来的《续汉书》(司马彪著),《晋书》、《魏书》、《隋书》、《宋史》中都有《律历志》篇名,并记载了律历相配的理论或实现律历对应的候气方法,这说明,自汉代到宋代的1000多年中,在当时 “地中”的部分地区,仍然可以观察到律历对应的现象。虽然如此,但是自从唐代开始,律历相配的篇章已经开始遭到部分史书的排斥:在新旧《唐书》和《旧五代史》中,都没有安排“律志”篇,有关律学的内容放在“礼乐志、乐志、音乐志”中。此后,宋代史书中又重新出现了律历志篇章,这也是中国古代的律历相配原则在皇家史书记载中最后的回光返照。《宋史·律历志》虽然高度评价了律历候气方法对古代帝王统治天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简要记述了律历相配传统自周朝以后逐渐走向衰落的真实历史过程,但是其中的重点在历法方面,而不在律历对应相配方面[4]。
  宋代以后,在《辽史》、《金史》、以及元、明、清三代的史书中,已经没有了“律历志”篇章,而是将律学的内容放在“音乐志”中。这表明此时所谓的“地中”附近,已经逐渐失去了律历对应的时空条件,史官编撰《律历志》的篇章也就失去了客观依据,致使律历相配的内容逐渐演变成神秘的附会,最终不得不彻底退出皇家史书记载的舞台。
  由此我们也完全可以推测,“中国”这个伟大国家的名称是如何起源的。它的本意是指一个处于“地中”的“天地之所合”的城邑。居住在这个城邑的首领,能够通过测量日影掌握“沟通天地”的秘密。依照这种“通天”的律历对应实验方法,还能创制出神秘崇高的“中声”来,发展出中国皇家的礼乐文化。掌管这些“通天”绝技的首领,自然会受到依赖“通天”知识求生存、求发展的部落的崇拜。数千年之后,此类城邑的首领便渐渐成为更广大地域其他城邦的最高统治者,他所居住的京师便被命名为“中国” 。
  目前最早出现“中国”两个字的,是一件1963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发现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青铜尊内底铸有铭文,其中有:“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铭文纪录了周武王攻克商朝后,告祭上天:我要宅居中国,亲自统治人民。这里的中国意指“地中之国”,即天下中心。后来武王的儿子成王遵循先王遗训,在“地中”建都雒邑(即今日洛阳)。
  古人选择可以通天的“地中”来建立王都,最终发展成了后来的大“中国”概念,这就是“中国”名称的起源。出于同样的理由,既然“王道通天”,那么“天子”称呼和“天子至高无上”等观念的产生,也就顺理成章,不足为怪了。
  总之,自公元前7000到公元1000年间,在长达8000年的历史岁月中,我国中原腹地34-35°的地区确实存在音律与影长对应的天文、地理条件。在此基础上,上古圣明帝王发明了律历对应实验的方法,试图以此来探究天地相通的机密,作为“王道通天”的法宝。他们自认为掌握了“音律通天”的奥秘,并创建了以“地中”为标志的帝王之都,作为统治天下的中心。他们将上述方法秘藏于王宫,秘传于皇室内部,以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
  由此来看,我国史籍中有关律历相配的记载并非无源之水,其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8600多年的贾湖文化早期。而古籍记载的“琴之为器,创自伏羲,成于黄帝”,也早已提示了我国上古时期存在着律历相配传统,这一传统造就了最富有本土特色的中华礼乐文化的萌芽和发展,也造就中华文明的伟大起源。
  《为什么度量衡这么重要呢? 》 中国古代度量衡与音乐、天文的关系  长安今何在 也是好帖子
  显然古人在 科技能力有限情况下,想尽一切办法探测天意,与天沟通,远古时期,对天地自然存在太多的迷惑和恐惧,迷信和实践探索并存,中国人并没有完全被吓倒,而是积极的改天换地,钻燧取火、筑巢而居、编织网罟、农业育种、置圭测影、天文历法、疏治洪水等等
  一方面是农业生存需要,一方面为了探索捉摸不透的天意神启,客观上促进了天文的不断发展,天文学历史从不间断历经几万年,天文历法是最耀眼的上古科技之花,近代工业文明的出现,走向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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